[内容提要] 扩大内需，最大潜力在农村。浙江农村市场开拓一直来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这既受制于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观念，同时也受制于农村社会保障不足以及农村市场有待完善等因素。另一方面，近年来随着“千镇连锁超市和万村放心店”工程的实施以及农村交通、通讯、电网等各种基础设施的完善，浙江农村市场体系建设有了很大发展，农村消费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但也还存在一些问题。促进农村居民消费是一项长期艰巨的系统工程。基于第二次农业普查数据的分析表明，浙江农村居民消费的增长潜力巨大，但要把巨大的消费潜力转化为现实的消费，除了必须从战略上高度加以重视外，还需要从增强农村居民消费信心、促进农村居民增收、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农村市场体系建设、改善农村消费环境、引导农村居民更新观念、加快发展农村居民消费信贷等方面制定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

关键词:农村居民消费 农村市场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长期以来投资和出口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强劲推动力量，而国内消费则相对疲软，特别是农村市场消费需求严重不足。据统计，从消费总量看，2007年我国农村人口大约是城镇人口的1.3倍，但2007年前11个月实现的消费品零售额仅为城市居民的26.8%。农村市场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的贡献率，2003年只有20.8%，2006年也仅为30.2%。从消费结构上看，我国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由1978年的57.5%和67.7%分别下降到2006年的35.8%和43%，差距仍然较大。从城镇居民看，生存型消费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由1990年的74.6%下降到2006年的56.6%，而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比重则由13.1%和11.3%提高到21%和18.9%。从农村居民看，生存型消费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由75%下降到56.6%，而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比重则由13.4%和10.4%提高到17.6%和14.7%。因此，无论从消费的总量、结构还是质量上看，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大约相当于城镇居民1997年的水平，比城镇居民落后10年左右。

国内需求不足，特别是农村市场长期启而不动，已严重影响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质量，也制约了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同时，长期倚靠投资和出口的经济发展模式，也给我国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风险和隐患。特别是当前世界经济受次贷风波影响而充满不确定性，使得外需对我国经济的拉动能力充满变数。另一方面，用过高的投资来带动经济增长，不但环境难以承载，也会出现生产能力过剩问题，而近年来持续的宏观调控也使得扩大投资对经济的拉动潜力受到很大限制。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有效扩大内需，特别是采取有效措施真正启动消费潜力巨大的农村市场，扩大农村居民消费，就成为我国转变投资和出口拉动型的经济发展方式，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

从浙江来看，也存在基本类似的情况。因此，在今后一个时期，开拓农村市场、扩大农村居民消费对于扩大内需，拉动我省经济增长至关重要。本课题充分运用省第二次农业普查办公室提供的相关数据，结合历年统计年鉴资料，对浙江省农村居民消费的变动趋势和地区差异情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找出制约我省农村居民消费的主要症结所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我省农村居民消费的相应政策建议。另一方面，本课题拟运用第二次农业普查A608表（行政村普查表）中的“本村50平米以上的综合商店或超市个数”、A609表（乡镇普查表）的农村市场情况以及行政村普查补充表中的“有千镇连锁超市万村放心店的村”等数据，分析浙江农村市场发展状况及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取得的成果对完善我省农村市场体系建设、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具有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对于深化和丰富相关的消费理论研究也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二、研究综述

（一）农村居民消费问题研究综述

有关消费问题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古典经济学家对消费的认识。威廉·配弟将消费区分为必要消费和不必要消费，主张节制和避免不必要的消费以保证资本和财富的积累，同时主张增加公共福利和对穷人给予消费补助等措施以调节消费。亚当·斯密严格区分了目前消费和未来消费，生产性消费和非生产性消费，其消费思想是优先保证资本积累，节制消费。大卫·李嘉图讨论了消费欲望、消费需求和消费水平等问题，提示了奢侈品与必需品的区别。魁奈特别重视消费对财富增长的影响，认为消费是再生产不可缺少的条件，强调应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以扩大消费。西斯蒙弟首次明确提出了消费决定生产的观点，认为消费既是生产的动力，又是生产的目的，生产应服务于消费，并强调政府应对人们的消费行为予以引导。总之，古典经济学家强调要节制消费，从而为社会再生产积累资本；另一方面也强调消费对生产、对国民财富增加的重要作用，并认为政府要对人们的消费行为进行引导。

当代西方经济学家对消费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影响消费的主要因素上。凯恩斯提出了绝对收入说，认为消费者当前的支出水平取决于当前的绝对收入水平，收入变化决定支出的变化。凯恩斯还揭示了“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杜森贝里修正了凯恩斯的绝对收入说，提出了相对收入说，认为消费者的消费决策不仅受到收入的影响，而且受到其他消费者消费行为及收入与消费关系的影响，并认为消费具有“示范效应”和“不可逆性”。弗里德曼提出了消费的持久收入说，他把收入分为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把消费分为持久消费和一时消费，认为消费支出主要不是由消费者的现期收入决定，而取决于持久收入，与暂时收入无关。莫迪利亚尼将个人消费视作消费者一生可以运用的总资源，即消费者现期收入加预期收入和原始财产的线性齐次函数。另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消费者现期消费除受收入影响外，还受到消费预期、消费品价格等因素影响。此外，还有许多经济学家对消费者行为进行了研究，如西蒙提出了“有限理性”假说。

    国内学者对消费问题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形成了大量相关成果。比较典型的有：尹世杰、历以宁等出版的《消费经济学》，尹世杰、林白鹏、藏旭恒出版的多部《消费经济学辞典》奠定了国内消费研究的经济学框架；李建民研究了中国人口增长与消费需求的关系；王洛林、刘树成等对消费比例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提出了直接启动消费的理论与政策；袁志刚、朱国林建立了一个用于解释国内消费不振的理论框架，认为收入分配严重不均是消费不振的一个重要原因；等等。此外，也有许多国内学者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对多种假说和模型的有效性进行检验，分析西方学者提出的计量模型在中国的适应性。

至于农民消费问题，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发展过程中没有出现过我国这么明显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因此除了有一些学者研究了穷人的消费问题之外，很少有人专门研究农民消费的问题。相反，国内学者则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对农民消费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扩大农民消费的重要性。国内学者较为一致地认为，农村是我国最大的市场，农民是我国最大的消费群体，农村市场的启动对整个消费市场至关重要；扩大农民消费有利于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同时也有利于农村的繁荣和农民生活的改善。国家统计局为此进行过测算，农村人口每增加1元的消费支出，将对整个国民经济带来2元的消费需求；在农村人口中对任何家电产品的普及率增加一个百分点，就可增加238万台（件）消费需求。为此，祁京梅曾表示，只有真正启动了农村消费市场，中国经济才有望保持20年以上的持续高速增长。（2）农民消费行为及其变动趋势。张晓山研究发现，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农民相对消费水平迅速提高，农村市场份额处于上升阶段，但此后由于农民收入增长放慢，相对消费水平下降，加上城乡人口结构变化和商业聚集因素的影响，农村地区在全国消费市场中所占的份额出现持续下降趋势。张晓山还运用扩展的线性支出系统模型（ELES）研究了农民消费需求的变化情况以及农民消费结构的发展趋势。史清华对山西农户的消费行为进行了系统分析和专题研究。李立清等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进行了灰色关联分析。王珊珊等对我国农民消费结构的变迁进行了研究。（3）农民消费地区差异。刘惠英、周曙东对我国东中西部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消费水平、消费结构、消费的收入弹性等差异进行了对比, 对产生差异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孙小素、王培勤考察了山西农民的消费潜力，认为不同收入、不同地区农民消费行为存在显著差异, 这种不均衡性加大了农村市场开拓的难度。（4）影响农民消费的主要因素。影响我国农民消费的因素错综复杂，具体包括：一是农民收入。林毅夫认为，低收入者消费倾向高，但能支持消费的资金有限。尹世杰认为，农民收入水平偏低制约了消费结构的升级、优化。杜长乐认为，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是制约消费需求的瓶颈。王秀杰认为，农民预期收入降低，预期支出增加，是影响最终消费者需求的因素。朱信凯、雷海章通过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实证分析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居民消费行为表现出了较强的“棘轮效应”。二是消费环境。商务部市场建设司司长廖建成指出，我国农村消费现状是不安全，不方便，不实惠。龚志民、毛中根也认为，伪劣商品从城市转移到农村，农民消费权利缺乏保护，严重影响了农民消费心理和正常消费。三是农村商业设施缺乏。我国农村传统的商品流通主渠道是供销社系统，近年来其市场占有率逐年下降，而超市等形式的商业组织又很少进入农村市场，导致农村商业设施缺乏。四是农村社会保障严重滞后，农村公共产品提供不足。在农村，上学难、治病难、养老难等现象仍然存在。近年来，随着我国教育、医疗服务价格的上涨，农民对未来支出的预期大大增加，影响了农村居民的消费倾向，进一步降低了农民的即期消费支出。同时，由于农村公共产品主要由农民自身投入，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农民负担，制约了农村消费。张晓山指出，一个社会中那些降低人们生活风险的保障制度越是健全，人们就越敢于消费。中国农民是我国抵御风险能力最弱的一个群体，如果不采取措施降低其风险程度，减少其未来生产和生活的不确定性，他们就轻易不会改变其消费行为。何昀认为，在城乡割裂的二元公共产品供给模式下，我国农村包括公共基础设施、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在内的主要公共消费品供给明显不足，这一状况严重制约了农民消费质量的持续提高。贾小玫认为，当农户参加了经济合作组织或医疗保险时，会增加即期的消费。五是农民消费观念。尹世杰认为，农民文化素质偏低，必然影响到消费品特别是劳务消费的需求。刘程基于2005 年初在皖、鄂、湘、川、赣五省所展开的调查，探讨了农民外出流动对农村家庭消费观念的影响，研究发现这种经历有助于推动农村家庭消费观念的现代化。六是农民消费信贷。消费信贷缺乏是制约农民消费的重要因素。张晓山认为，农民越穷，越要靠借贷来消费。七是农村市场化进程滞后。马树才、刘兆博运用现代消费理论和经济计量模型，对中国转型期的农民消费行为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他们的研究表明，当前影响农民消费行为的因素主要来自包括自然、市场和制度在内的不确定性、对当期收入的过度敏感性，以及农民消费行为所表现出的生命周期特征三个方面，上述影响农民消费的因素实际上反映出了我国农村市场化进程的滞后, 必须积极推动以市场化为核心的农村制度改革。（5）扩大我国农民消费的政策建议。包括：一是要增加农民收入。姜长云指出，发展农村产业化应加大对于龙头企业的政策支持，发挥其对农户的示范带头作用，还应加快实现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创新。龚志民、毛中根强调应从多方面着手增加农民收入，特别是可支配收入。二是形成合理收入差距，提高农民消费倾向。王宏伟认为，要采取积极的消费政策引导农民消费，形成合理的收入差距，提高农民消费倾向，以利于农民消费结构升级。三是发展农村消费信贷，激活农村消费市场。刘银凤认为，当前我国银行开展的消费信贷业务基本集中在城市，但其实农村消费信贷更具有广阔前景。陈东红、陈玲也认为，消费信贷是开拓农村消费市场的重要手段，但我国农村还没有充分展开。四是改善收入分配不均。林毅夫认为，低收入者消费倾向高，但能支持消费的资金有限；而高收入者消费倾向低，投资意向高。其结果是导致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失调。五是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消费环境。朱信凯、雷海章认为改善农村消费软硬件环境是合理引导农民消费的着力点。林毅夫认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缩小城乡和地区间的发展差距，为广大农村居民参与经济发展过程，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创造必要条件。商务部则从实践上组织实施了“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和“家电下乡”工程，试图以此来拉动生产、引导消费，激活农村消费。六是要积极引导农民转变消费观念。樊元、王立治认为，我国农村居民传统节俭的消费观念已不能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要求，需要积极引导转变。陶永华、王素瑛也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引导农民树立科学消费观。

（二）农村市场问题研究综述

另一方面，也有许多学者对农村市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1）农村市场发展状况。刘畅认为，从整体上看目前我国农村市场流通体系不健全，流通方式落后，农村现代流通体系基础薄弱，存在如下一些突出问题：一是城乡市场规模差距呈持续扩大趋势，二是农村市场流通的地区差距逐步拉大，三是流通方式和经营业态仍然较为落后，四是农村流通基础设施严重不足，五是农村市场流通主体规模小、实力弱，六是农村市场管理滞后。张佑林也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市场已经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但还存在着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缺乏统一规划，布局不尽合理，市场法规建设滞后，交易行为不规范等问题。陈丽芬分析了我国农村市场体系发展现状，归纳总结了发达国家农村市场体系建设的成功经验，并对未来我国农村市场体系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商务部则首次编写并发布了《中国农村市场发展报告2007》，认为近年来我国农村市场实现了又好又快发展，市场规模将继续扩大。该报告指出2006年我国农村商品流通规模进一步扩大，农村市场的市场类型、业态布局、交易方式、流通渠道等加快调整和优化，现代流通方式快速延伸，农村现代流通网络建设步伐加快，市场和流通对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引导、带动作用更为突出，“万村千乡市场工程”等重点工程取得了显著的成效。（2）农村商业基础设施与农民消费。我国农村传统的商品流通主渠道是供销社系统，近年来其市场占有率逐年下降，而超市等形式的商业组织又很少进入农村市场，导致农村商业设施缺乏。史贤华、俞云认为我国连锁超市在农村市场的拓展才刚刚起步，他们还分析了当前连锁超市在农村市场拓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从制定合理的产品策略和定价策略，扩大规模，加强连锁等方面提出了连锁超市拓展农村市场的策略选择。（3）促进农村市场发展。必须强化农村流通基础设施建设，创造良好的交易条件和交易环境，大力发展现代流通方式和新型流通业态，培育多元化、多层次的市场流通主体，构建开放统一、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立强有力的市场监督和管理体制。贺珍瑞指出，各级政府应加强对建设现代化农村市场体系的认识，大力培育市场流通主体，改革整合传统农村流通企业，发展新型业态，健全法律体系，营造良好环境。孔庆瑭提出了加强我国农村市场立法的思路和设想。敬志红强调要发挥财政职能作用，拉动农村市场需求。商务部则从实践上通过全面推进“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加快建设“双百市场工程”、打造农村商务信息服务工程和积极开展“三绿工程下乡”活动等六项举措健全农村市场体系，近期又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广“家电下乡”。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于农村居民消费和农村市场问题已进行了大量研究。然而，总的来看，还缺乏一些系统性的成果。另一方面，专门针对浙江农村居民消费状况和农村市场问题方面的研究成果也还较为薄弱。而有关这些方面的内容，正是本项目所要研究和探索的核心问题。

三、相关概念界定

（一）消费

消费也即生活消费支出，指一定时期内用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方面的实际支出，直接反映居民的生活水平，是研究居民消费结构及变化的基本指标。包括购买的商品、自产自用的产品及生活消费的服务性支出。根据用途不同，生活消费支出分为8大类，即：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和用品、交通和通讯、文化教育娱乐、医疗保健、其他商品和服务等消费支出。

（二）农村居民消费

农村居民消费是指农村居民的生活性消费支出。未包括农村居民为农业生产而购买农机、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的生产性支出。

四、浙江农村居民消费的特点及其演变趋势

（一）浙江农村居民消费的总量状况和结构特征

根据第二次农业普查农村住户长表资料，2006年浙江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性支出5762元，比第一次农业普查的1996年的2702元增长了3060元，增长幅度高达1.13倍。然而，与城镇居民相比，2006年浙江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性支出大体上只相当于城镇居民1996年的水平（5764元，当年价），整整落后了10年。

1．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显著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与收入水平同步增长，生活整体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如图1所示，1978-2006年浙江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由165元增加到7335元，增加了7170元，增长43.45倍，年均增长256元，年均递增14.51%；另一方面，1978-2006年浙江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由157元增加到5762元，增加了5605元，增长35.70倍，年均增长200元，年均递增13.73%，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6.5倍，每年递增7.46%。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浙江农村居民消费的变化经历了四个阶段：（1）1978-1992年的稳定增长阶段，年均增长约13.76%；（2）1993-1996年的快速增长阶段，年均增长约24.85%；（3）1997-1999年的增长停滞阶段，年均增长仅为1.27%，其中1999年农村居民消费性支出甚至比1998年负增长85元；（4）2000-2006年的持续增长阶段，年均增长约10.82%。从图1也可以大致看出浙江农村居民消费上述变化的四个阶段。此外，图1还较为明显地表现出了收入决定消费的规律。

图1 浙江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与人均消费性支出（1978-2006）

2．城乡消费差距较大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城乡居民的消费差距与收入差距的发展过程类似，经历了一个快速缩小再逐步扩大的过程。如图2所示，浙江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1980-1983年的快速缩小阶段。这一阶段浙江城乡居民消费性支出比从1980年的2.23快速缩小到了1983年的1.48。（2）1983-1994年的逐步扩大阶段。这一阶段浙江城乡居民消费性支出比逐步扩大，并于1994年达到了2.43的最高值。（3）1995-2006年的高位徘徊阶段。这一阶段浙江城乡居民消费性支出比虽然与城乡收入比的进一步扩大不同，稍有所回落，但还是在2.1以上的高位徘徊。2006年，浙江城乡居民消费性支出比高达2.32。

图2 浙江城乡人均收入比与人均消费性支出比（1980-2006）

从农村居民消费额占城乡居民消费总额的比重看，如表1所示，浙江农村居民消费总量虽然从2000年的924.45亿元增加到了2006年的1532.47亿元，但其在当年浙江城乡居民总消费中所占的比重却从2000年的39.61%逐年递减到2006年的27.80%，6年间下降了11.81个百分点。从农村消费品零售额占浙江全社会零售总额的比重看，也在不断地下降，由1996年的46.5%下降到2000年的45.4%，继而下降到2006年的33.9%。这种种状况一方面是由于快速城镇化过程中浙江城乡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城镇人口增加而农村人口相应减少，另一方面也表明了浙江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扩大的趋势。

表1 浙江城乡居民消费金额及其所占比重

此外，浙江农村居民消费层次和消费结构的升级也明显滞后于城镇居民。2006年浙江全省每百户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拥有空调机、洗衣机、冰箱的数量分别为42.55台、55.17台和67.81台，远低于同期城镇居民152.42台、93.06台和99.27台的水平。衡量生活质量的恩格尔系数也反映出城乡差距较大，2006年浙江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7.2%，高于城镇居民32.9%的水平。2006年浙江农村居民人均衣着消费为361.62元，仅为城市居民的26.1%，而在娱教文化、医疗保健、交通通讯等方面浙江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也仅相当于城市居民的34.3%。

3．地区差异极为显著

从表2可以看出，浙江各市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存在着显著差异。2006年浙江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最低的地区是丽水市，仅有3490元，比最高的宁波市低了3888元，仅为后者的47.30%，全省的60.57%。从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率看,最低的地区是湖州市和嘉兴市，分别只有63.93%和69.22%，其后依次为衢州市、绍兴市、舟山市、台州市、温州市、杭州市、宁波市、金华市，最高的地区为丽水市，高达90.20%。

表2 2006年浙江各市农村居民消费状况

4．农村居民内部不同收入群体消费结构差异明显

收入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的消费能力，因此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结构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从表3可以看出：（1）收入越低的群体，食品消费所占的比重越高。2006年，浙江农村居民“低20%收入户”的食品消费所占比重为46.28%，比“高20%收入户”高出14.62个百分点。（2）收入越高的群体，居住消费所占比重越高，表明浙江农村居民收入越高的群体越倾向于改善居住条件。（3）收入越低的群体，医疗保健消费所占比重反而越高。这是一个值得特别重视的问题。

表3  浙江农村居民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结构（2006年）

5．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率处于较高的水平

从按支出法计算的全省生产总值看，浙江居民消费率较低，而农村居民的消费率更低。按支出法计算，浙江全省生产总值包括了最终消费、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三部分，其中最终消费又包括了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居民消费则又可分为农村居民消费和城镇居民消费。如表4所示，从最终消费看，2000年以来，浙江最终消费率较低，且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从2000年的51.31%下降到2006年的47.23%；其中居民消费率从2000年的38.01%下降到2006年的35.02%，而农村居民消费率则更是从2000年的15.05%逐年下降到2006年的9.73%。从2006年的情况看，全省生产总值为15742.51亿元，其中最终消费7435.94亿元，最终消费率为47.23%，资本形成总额7291.05亿元，占46.31%，货物和服务净出口1009.52亿元，占6.41%。最终消费中，政府消费1923.28亿元，占了全省生产总值的12.22%，居民消费5512.66亿元，占了全省生产总值的35.02%。居民消费中，农村居民消费1532.47亿元，只占了全省生产总值的9.73%，也就是说2006年浙江农村居民消费对全省GDP的拉动率只有9.73%。与第二次农业普查3052.31万农村常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比重看，按支出法计算的浙江全省生产总值中农村居民消费所占的份额是严重偏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