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浙江坚定不移地走人口与经济社会统筹发展道路，努力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推进，生育政策、户籍制度改革等一系列人口相关政策陆续出台，全省人口发展呈现总量平稳增长、素质不断提升、集聚效应明显、城镇化质量不断提高的良好态势。人口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对高端人才的虹吸效应不断增强，为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构建了良好的人口资源平台。　

一、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人口发展历程

（一）1978—1990年，人口总量稳步增长，出生率保持较高水平

改革开放前，浙江出现1949-1958年和1962-1969年两次人口出生高峰。改革开放后，面对严峻的人口形势，城乡全面开展计划生育工作，人口迅猛增长的势头得到有效遏制。1983年，国家把控制人口增长、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写入新修改的《宪法》, 我省也出台了《浙江省计划生育条例》。经过多年努力，群众的生育观念发生较大变化，人口出生率从1978年的18.17‰逐步降至1990年的15.33‰。同期死亡率一直保持低水平，自1978年以来基本在5.4‰至6.9‰之间小幅波动。自然增长率从1978年的12.34‰逐步降至1990年的9.02‰。这一阶段，省内户籍人口自然变动是影响全省总人口变化的主要因素，户籍人口由1978年的3751万人增至1990年的4235万人，平均每年增加40.3万人，年均增长率超过10‰。1990年，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基本相当，仅多3.1万人，人口跨省流动规模较小。

（二）1990—2000年，外来人口持续增长，户籍人口进入低生育水平时期

20世纪90年代以后，浙江人口发展进入新阶段，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都处于较低水平。2000年与1991年相比，人口出生率由14.48‰降至10.30‰，自然增长率由8.09‰降至4.17‰，分别下降4.18和3.92个千分点。1997年以来，人口自然增长率更是连续多年控制在5‰以内，前几次人口出生高峰对浙江人口增长的影响逐渐减弱，人口再生产实现第二次重大转变，进入“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现代型人口再生产阶段。户籍人口由1991年的4261万人增至2000年的4501万人，年均增长率仅为6.0‰左右。

至20世纪末，浙江户籍人口增速明显低于全国，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总和生育率处于超低水平。2000年，总和生育率为1.3，与总和生育率最低的德国（为1.4）相近，比日本和美国（均为1.8）低0.5。与此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我国经济发展地区差距逐渐扩大，东部地区占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不断提高，大量外来人口开始涌入浙江。常住人口由1991年的4270万人增至2000年的4680万人，十年间增加410.4万人，比户籍人口多增170.6万人。

到2000年，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常住人口比重已达8.9%，老年人口比重在全国仅次于上海居全国第2位，0-14岁少年儿童人口比重为18.1%，老年人口与少儿人口之比为49.4，人口年龄中位数为33.3岁。

（三）2001—2010年，常住人口增长提速，外来人口显著增加

这一阶段，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仍处于低水平。各年人口出生率不超过10.3‰，自然增长率多年连续控制在5‰以内（除2005年为5.02‰外）。随着浙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省外劳动力大量流入，弥补劳动力缺口，常住人口增长显著快于户籍人口。10年间，户籍人口增加246.7万人，年均增长5.4‰；常住人口增至2010年末的5447万人，10年间，增加766.6万人，年均增长15.3‰。与户籍人口相比，常住人口多增519.9万人，年均增长率快9.9个千分点。

1.城镇人口显著超过乡村人口。2001-2010年，浙江人口城镇化提速，实现了城镇人口多于乡村的历史性转变，2001年城镇人口比重首次过半，达50.9%。2010年末，常住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3354万人，占61.6%；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2089万人，占38.4%。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相比，城镇人口增加1078万人，乡村人口减少311.8万人，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3.0个百分点。

2.人口继续向浙东北集聚。2010年末，浙东北人口2975万人，占全省人口的54.6%，浙西南人口2472万人，占45.4%；与2000年末相比，浙东北人口增加491.1万人，占比提高1.5个百分点；浙西南人口增加275.5万人，占比下降1.5个百分点，人口继续保持向浙东北集聚的态势。

3.多数地区常住人口增加，温州总量居首，杭州增量居首。2010年末，温州市常住人口数量（913.5万人）居11市首位，杭州次之（870.5万人），舟山最少（仅112.1万人），仅为温州的1/8；丽水、衢州的常住人口也较少，略超过200万人。与2000年末相比，杭州的常住人口增加168.8万人，增量居各市之首;宁波和温州分别以152.6和144.0万人的增量居第2、3位;嘉兴、台州、金华、绍兴以及舟山等5市也有不同程度增长;而丽水和衢州两市的常住人口则呈缩减之势，分别减少8.0和4.2万人。

（四）2010年以来，常住人口增长平稳，城镇化水平稳步提升

2010年以来，伴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浙江常住人口由快速增长逐步转为平稳增长。计划生育政策的重大调整，使得人口自然增长率有所回升，但仍稳处于较低水平。2017年末，常住人口5657万人，比2010年末增加210.5万人，年均增长5.4‰。省外人口流入趋缓是这一时期浙江人口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

1.省外人口流入趋缓。2001-2010年，省外流入人口增加813.5万人，年均增长12.4%。“十二五”以来，浙江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加大对“低散乱”落后产能和严重过剩产能的淘汰整治力度，普通低技能岗位减少，再加上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不断推进，一些外来务工人员开始回流，外来人口流入趋缓。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省外流入人口占浙江常住人口的21.2%，比2010年下降0.5个百分点。

2.劳动年龄人口出现下降。2011年，浙江16～64岁劳动年龄人口为4169万人，占全部常住人口比重为76.3%，达到1978年以来的峰值，之后开始有所下降，2017年减至4158万人，比重降至73.5%，比2010年下降4个百分点。

3.城镇化率不断提高。党的十八大以来，浙江扎实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加快，人口布局持续优化，城镇化率持续提高。2017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8.0%，高出全国9.5个百分点，列广东、江苏之后，为省、区第3位，比2010年末提高6.4个百分点，年均提高0.9个百分点。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6.0%，高出全国3.6个百分点，比2010年末提高15.1个百分点，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由30.7个百分点缩小至22.0个百分点。地区间城镇化水平差距也在缩小。11个设区市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极差由2012年末的27.7个百分点缩小至2017年末的21.1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化水平较低的衢州、丽水市，2017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分别比2010年提升11.6和11.3个百分点，高出全省升幅5.2和4.9个百分点。

4.计划生育政策重大调整。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为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出生人口从2013年的54.9万人增至2017年的67万人，人口出生率从10.01‰逐步升至2017年的11.92‰，同期死亡率仍稳定在5.5‰至5.6‰的低水平，人口自然增长率4.56‰上升至6.36%。

二、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人口发展态势

（一）人口总量从快速增长逐步转为平稳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以及人口数量的控制，浙江人口由快速增长逐步转为平稳增长。常住人口由1990年的4238万人增至2017年的5657万人，年均增长1.1%。人口再生产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转为“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人口出生率由1978年的18.17‰降至2011年的最低点（9.47‰）后升至2017年的11.92‰，人口死亡率稳定在5.4‰至6.9‰的低水平，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2.34‰降至2003年的最低点（3.28‰），再波动升至2017年的6.36%。

（二）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先升后降，老龄化进程加快

改革开放以来，0～14岁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重总体呈下降态势，由1982年的29.3%降至2017年的13.5%。15～59岁人口比重由1982年的62.0%升至2017年的67.6%。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先上升后下降，于2011年达到峰值，之后开始逐年下降。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由1982年的8.7%升至2017年的18.9%。2010年以来，随着两次人口生育高峰出生人口步入老年，浙江人口开始加速进入老龄化阶段。2017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比2010年提高5.0个百分点，年均提高0.71个百分点，年均提高幅度是2000-2010年的4.5倍。

外来劳动力人口集聚，一定程度上延缓了老龄化进程。各市人口老龄化程度差异明显。经济实力较强的杭州、宁波、温州、金华等市，由于外来劳动力人口多，其老年人口占比明显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其中，温州市老龄化程度最低，2017年，60岁及以上常住人口占全市总人口的16.2%，低于全省平均2.7个百分点；温州老龄化程度低的另一个原因是出生率较高，为13.7‰，高出全省平均1.8个千分点。外来人口相对较少的舟山、衢州、湖州等市老龄化程度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其中，舟山老龄化程度最高，60岁及以上人口占本市常住人口的26.0%，高出全省平均7.1个百分点。

超过2000万来自全国各地的外来务工人员集聚浙江，为浙江经济发展提供充沛人力资源的同时，也为输出地解决了大量就业增收问题。尤其是一些来自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外来务工人员，加入到浙江转移就业创业的队伍后，成为“新浙江人”中的建设生力军，在浙江共建共享，安居乐业，成为城市文明与和谐社会的建设者。浙江不仅成为全国第一个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的省份，也为全国贫困人口脱贫攻坚作出了巨大贡献。

（三）人口逐步向大城市和中心镇集中，“四大都市区”人口集聚效应明显

随着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逐步完善，中心城镇积聚和辐射效应日益增强，城市对人口的承载力和吸纳能力不断提高。2017年末，浙江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8.0%，比2000年提高19.3个百分点，比1990年提高36.8个百分点，比1978年提高53.5个百分点。杭州、宁波、温州和金华—义乌等四大都市区成为高端要素、高端产业集聚地。人口集聚为产业集聚夯实了基础，产业集聚强化了人口集聚的趋势。2017年末，四大都市区常住人口3225万人，占全省的57.0%，分别比2015年和2010年提高0.3、0.4个百分点。其中，杭州常住人口从2010年末的870.0万人上升至2017年的946.8万人，占全省人口比重由16.0%提升至16.7%，人口集聚效应最为明显。

杭州、宁波、温州、金华一直是全省流动人口大市，2017年有65.0%的流动人口选择四大都市区，比2010年提高2.0个百分点，人口集聚效应进一步增强。其中，省内人口更倾向于向杭宁温流动，超过一半的省内流动人口集聚在杭州、宁波和温州这三个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2017年，宁波省内流动人口占全省省内流动人口的17.0%，比2010年提高3.2个百分点，增幅为全省第一；温州省外流动人口占比一直最高，但集聚趋势已开始减弱，逐步向杭州、金华、嘉兴等地分流；杭州、金华的省外流入人口占全部省外流动人口的比例为18.1%、12.7%，分别比2010年提高3.4和2.3个百分点。

（四）中高学历人口大幅增长，人口文化素质明显改善

改革开放40年，浙江教育的整体水平和综合实力不断提升，实现并巩固了两大历史性跨越。一是全面实施免费九年义务教育，基础教育实现了从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向普及学前3年到高中段15年教育的跨越。2017年，学前3年到高中段的15年教育普及率为98.77%，其中高中段教育毛入学率为96.5%；二是高等教育从精英化迈向普及化，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58.2%，保持较高水平。教育事业的全面发展，促进了人口素质的稳步提升。2017年，浙江6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0年，比2010年的8.6年提高0.4年，比1982年的5.2年提高4.4年，其主要由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大幅增加拉动，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人口占6岁及以上人口的15.3%，比2010年提高5.4个百分点。

（五）就业人口素质显著提高，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不断上升

改革开放40年来，浙江劳动力在规模不断壮大的同时，文化素质也在不断提高。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就业人员中小学及以下学历占了一半多，大学专科及以上的不到1%；至2017年末，就业人员中高中以及上学历的占32.1%，其中，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占15.7%。

随着浙江执业资格制度的广泛推行和职业教育的大力推进，劳动力专业素质逐年提高，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占比不断上升。2017年，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中，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技术工人的比例为10.8%、23.5%、32.4%，分别比2010年提高3.3、6.9、7.4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浙江第三产业发展迅猛。2015-2017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1.3%、9.4%和9.2%，增速连续3年高于第二产业。2017年，服务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59.7%，对固定资产投资贡献率高达69.2%，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随着服务业的迅速崛起，就业人口产业结构也发生了积极变化，第二产业就业人员比重下降，就业人口逐步向第三产业、高端职业流动，行业选择渐趋多样化。2017年，第二产业就业人员比重46.2%，比2010年下降3.6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就业人员比重35.3%，比2010年下降5.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比重42.0%，比2010年提高7.8个百分点。

改革开放40年，特别是2003年以来，浙江坚定不移地沿着“八八战略”指引的路子，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综合实力不断提高，城市载体功能日趋完善，人口汇聚包容发展，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人口素质的提升将为浙江经济社会的发展再续红利，也为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证。

（人口处  赵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