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浙江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始终立于市场取向改革和开放型经济的时代潮头，书写了浙江发展的壮丽史诗，全省生产总值以年均12.1%快速增长走在全国前列，基础设施民生工程日趋完善，生活水平极大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这既是浙江奋勇前行的写照，也可见投资建设规模不断扩大、结构持续优化所起到的巨大作用。

一、投资建设的变化历程

1949年新中国成立，浙江人民开启了新浙江建设的伟大征程。至改革开放前的这29年，全省累计投资125亿元，建成了一批重点工程。如1949年10月投资4861万元，兴建了当时全国最大的麻纺织厂——浙江麻纺织厂；1957年我国第一座自行设计、自制设备的大型水电站——新安江水电站破土动工，并于1960年提前建成发电；1968年建成富春江水电站；1958年创建巨化公司；1978年12月，镇海电厂一台12.5万千瓦机组建成，结束了浙江港口电厂零的历史；镇海炼化公司的前身浙江炼油厂于1975年5月动工建设。一批骨干企业、重点工程的建设，为浙江经济发展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浙江投身于改革开放大潮，投资领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1979-2017年，全省全社会投资（2003年后为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19.9%。40年来，随着投融资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经济总量的扩张，投资规模快速扩大。期间因经济发展周期变化和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调整，投资增势峰谷相间，波动前行（见图1）。

改革开放初期，短缺经济的时代背景尚未完全褪去，面对旺盛的消费需求，浙江乡镇企业起步发展，乡镇集体与个体等投资主体，意愿强烈地涌向时间短、见效快、但技术含量低、产品档次不高的轻型加工项目。这一时期，除个别年份外，宏观政策较为宽松，投资增幅逐渐由低走高，并在1984-1988年迎来第一个高潮，这5年投资增速均高于20%，累计投资640亿元，年均增长33.8%，最高年份增速达57.5%。城镇集体经济投资年均增速达45.8%，比全部投资增速高出12.0个百分点。为了应对1988年的市场价格大幅上涨，中央提出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工作方针，实行较为严厉的从紧政策，清理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在宏观政策的作用下，投资增幅迅速回落，1989年投资下降5%，使其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唯一出现下降的年份。

1992年春天，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标志着改革开放进入新的阶段。浙江作为民营经济大省，沐浴南方谈话的改革春风，以奋发有为的姿态讲述浙江大地的“春天故事”，再次掀起经济发展热潮。投资体制改革加快深化、开发区建设形成热潮、房地产投资兴起成为这一时期投资建设的主要特征，投资增速也随之迅速攀高。1992年，投资增长50.6%，1993年达到改革开放以来投资增长的最高峰，为89.3%。鉴于当时投资增长过猛、价格上涨过快，中央于1993年6月出台了一系列加强与改善宏观调控的措施，实行了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随之投资增幅逐年回落，但由于投资的惯性作用和宏观调控采取“软着陆”措施，1994年和1995年投资增速仍处于相对高位，分别增长47.2%和34.9%。1991-1996年是浙江投资增长的第二次高峰期，6年间全省累计投资5267亿元，年均增长43.3%。

1997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和国家宏观调控作用，浙江投资增速回落至4.8%。1998年开始，为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国家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也适当松动。相关政策红利逐步在投资领域释放，尽管1998年和1999年投资增长仍分别在9.1%和2.1%的低速徘徊，但2000年迅速回升至20%以上，至2002年连续3年保持快速增长。快速增长的背后，是电力、交通运输、邮电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大投入、房地产业的蓬勃发展和民间投资的逐渐活跃（见表1）。

2003年以来，浙江在“八八战略”的引领下，在久久为功的实干中，以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的精神，书写浙江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壮丽篇章。投资建设以其自身优势，为浙江经济转型升级、城乡区域统筹协调发展、发展环境和生态环境改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作出了巨大贡献。2012年党的十八大后，浙江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赋予浙江的新要求、新使命、新期望，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进一步抓住重大项目“牛鼻子”，将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扩大有效投资，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先后实施“三大千亿”工程、扩大有效投资“411”重大项目建设行动计划、重大建设项目集中开工。“不破不立，破而后立”，打出“五水共治”“三改一拆”“浙商回归”等一系列经济转型升级组合拳，投资建设迈入高质量发展轨道，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2003-2017年，累计完成投资22.3万亿元，年均增长15.5%；其中，基础设施投资6.3万亿元，年均增长16.2%。全省“大交通”格局基本形成，能源供应结构更加合理，生态环境和社会事业基础设施更加完善，一度制约浙江经济发展的“瓶颈”基本得到解决，投资环境、生态环境极大改善。

二、投资建设的伟大成就

改革开放所释放的巨大体制红利，解放了投资建设在规模、结构和重点建设等方面的桎梏，为浙江建设形成现代化的产业布局、便捷的交通网络、蓬勃的社会事业、强韧的水利保障和先发先行的“两山”通道注入了澎湃的资金洪流，进而集聚了人才和资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产业布局更趋合理，现代化工业体系基本建成

浙江囿于自然资源缺乏和国家重大工业投资项目偏少，是改革开放前的工业小省，且结构偏“重”。1978年，轻重工业投资的比例为1∶5.7。1979年之后，以传统轻纺工业为代表的轻工业，以人民生活的补偿性消费需求为导向，加大了物资、能源、资金和劳动力投入，推动了浙江工业化进程。1979-1981年，浙江轻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24.0%，比同期重工业年均增速高出8.9个百分点。至1985年，国有经济单位固定资产投资中轻重工业的投资比例调整为1∶1.7，此后10年间，轻重工业的投资比例稳定在1∶2以内。1996年后，浙江重化工业得到进一步发展，重工业投资比例有所提高，但轻重工业的投资比例总体保持优化调整态势，与全省工业化进程相适应。

40年来，工业投资以量的积累推动浙江工业由优势行业而渐成产业格局，由产业格局而渐成现代化工业体系。1979-2002年，浙江工业（不含个体）累计投资7074亿元，2003-2017年工业固定资产累计投资80073亿元，2017年是2003年的5.2倍，年均增长12.5%。对工业的大量投入，无论是改革开放初期优先发展轻纺工业，还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逐步齐全工业产业门类，都是浙江向建成现代化工业体系迈进的缩影。进入21世纪，省委省政府为顺应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国内外经济社会环境变化，及时调整工业发展战略，促进有效投资成为转型升级组合拳的重要一环，既为稳增长作出贡献，更为调结构积蓄力量，浙江工业化进入崭新阶段。特别是“八八战略”实施15年来，投资结构优化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奠定了工业经济集聚发展的新型格局，成功建立起电气机械、塑料、化纤、冶金、石化、电子和现代医药等产业部门，工业行业已涵盖38个工业大类、147个行业中类、588个行业小类。现代化工业体系的基本建成，为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夯实了基础。2008年，工业增加值首次突破万亿大关，2017年更增至19474亿元，比2002年增长3.3倍，年均增长10.2%。

（二）交通短板投资得到有效加强，快捷便利交通网络基本形成

1978年，浙江公路里程仅18621公里，铁路营运里程779公里，港口货物吞吐867吨，民航客运量3万人。改革开放后，浙江加大交通建设的投资力度，补齐交通历史短板，不断扩张经济发展的交通动脉，形成了快捷便利、密布全省的陆水空立体交通网络。1985-2002年，国有等经济类型单位交通运输业累计投资1407亿元；2003-2017年，浙江掀起规模巨大、持续性长的交通建设热潮，交通运输累计投资19092亿元，年均增长18.7%。陆路交通方面，着眼于融入长三角、辐射周边省，提高区域和城乡发展协调性，建设大路网。2017年，公路里程扩大至12万公里，是1978年的6.4倍，密度超过110公里/百平方公里，高级、次高级路面铺装率达91.7%，其中，高速公路4154公里，全省县县通高速最后路段——龙丽温高速文成至泰顺段工程获批。继高速路网建设将省会杭州与各市纳入四小时交通圈后，高速铁路建设再将时空半径缩小至一小时交通圈。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建成了杭州湾跨海大桥、舟山跨海大桥、嘉绍大桥、杭州火车东站枢纽工程、浙赣铁路复线、金温铁路、宣杭铁路、沪杭铁路、温福铁路浙江段、甬台温铁路等重点项目。水运交通着眼于发挥海洋资源优势，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沿海建设大港口，强化龙头“宁波-舟山港”，做大两翼“温台和浙北港”。内河以京杭运河为主轴，提升浙北航道网和浙东航道网，全面推进钱塘江和瓯江航运开发。至2017年末，拥有沿海港口泊位1084个，其中，万吨级以上泊位235个。2017年沿海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2.6亿吨，集装箱吞吐量达2687万标箱，形成以宁波-舟山港为主，温州港、台州港为辅的“一主两辅”港口发展新格局。内河航道里程达到9766公里，其中，500吨级及以上高等级航道里程1561公里，居全国第三位。航空建设方面，浙江建成拥有杭州、宁波、温州三个国际机场，义乌、台州、舟山、衢州四个支线机场，东阳横店、建德千岛湖两个通用机场。2017年，民航客运量5759万人，与1978年的3万人相比可谓天壤之别。

快捷便利的交通网络满足了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出行需求。农村和城市居民均在交通出行中的获得感显著提升。在农村，浙江于2003年开展了以通乡、通村公路为重点的大规模农村公路建设。2011年11月，长3.95公里、总投资574万元的浙南山区龙泉市下樟村康庄公路正式通车，这标志着全省所有乡镇和具备建路条件的行政村都通上了等级公路并实现了路面硬化。通村公路建设8年间，累计建成新改建通乡、通村及联网公路8.3万公里，总投资329亿元。在城市，杭州地铁1号线、2号线、4号线、宁波地铁1号线投入运营，并正加紧建设规划中的其他线路。杭州都市区、宁波都市区、温台城市群和浙中城市群等城际铁路建设有序推进。

（三）公共服务投资增长快速，文化、教育、医疗等社会事业全面发展

改革开放以前，浙江非生产性建设投资比例较小。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浙江在强调经济建设的同时，对社会事业基础设施不断加大。1985-2002年，国有等经济类型单位对卫生、体育、教育、文体、广播、社会福利等行业累计投资734亿元。2003-2017年，社会事业基础设施投资6882亿元，大大超过1985-2002年。2017年，教育设施、广播电视电影音像业、文化艺术、体育、卫生设施等公共服务领域投资分别是2003年的4.9、3.9、10.1、10.6和6.1倍，年均分别增长11.4%、13.0%、20.4%、20.3%和15.6%。相继建成了黄龙体育中心、省广电中心、浙江博物馆、邵逸夫医院、浙江图书馆、杭州大剧院、温州大剧院、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学院、浙江美术馆、浙江音乐学院、温州医学院附属一医迁建工程等一大批重大工程，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加快和谐社会的构建。

（四）加强水利建设，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和保障能力显著增强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水利发展从以重点服务农业生产转向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服务，开创了浙江历史上建设规模最宏大、效益最显著、成果最辉煌的时期。按建设和完善水安全、水供给、水环境三大保障体系的治水思路，相继实施建设了太湖治理、钱塘江千里标准江堤、沿海千里高标准海塘、千库保安、城市防洪等防洪排涝工程，实施了乌溪江引水、浙东引水等水资源保障工程，以及万里清水河道等水生态工程建设，使浙江水利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大大提高。40年来，全省水利总投入达5270亿元，新建10万方以上水库1275座，新建一线标准海塘2014公里，5级以上堤防14679公里，规模以上水闸11150座，治理水土流失面积1190千公顷，围垦滩涂175千公顷，新建水电站3000余座，总装机容量992万千瓦。2003年实施“千万农民饮用水工程”以来，建成农村饮用水工程2.92万处，供水人口约3200万人。

在省委省政府“五水共治”“百项千亿”等决策部署下，浙江水利完成投资总额连创新高，并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2006-2017年，水利建设累计投资3860亿元，年均增长18.9%。围绕“防洪水”“排涝水”，浙江水利以“强库、固堤、扩排”为建设重点，全面推进工程建设。平阳顺溪水库、新昌钦寸水库等一批水库相继建成，钱塘江、瓯江、甬江大部分干堤完成加固，三堡排涝泵站、余姚泗门泵站等一批强排工程发挥作用，防汛基础不断夯实。围绕“保供水”，浙江以“开源、引调、提升”工程为重点，全力推进水资源保障工作，一批供水工程建成并发挥作用。目前，全省主要流域防洪排涝体系已基本形成，“上蓄、中防、下排”的防洪排涝工程体系进一步完善，县级及以上城市防洪闭合圈基本闭合，80%以上的市、县城市核心区防洪能力达到50年一遇以上；保供水能力进一步提高，水资源配置格局不断优化，水环境面貌不断改善，发展成果不断惠及人民群众。75%的人口喝上了水库的水，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9%以上，具备“一源一备”供水保障体系的县级以上城市占比提高到81%，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提高到95.6%。

（五）生态环保投资力度加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浙江是习近平总书记“两山”理念的发源地。10多年来，浙江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发展理念，始终坚持生态良好的发展道路，生态环保投资强度持续加大。2013-2017年，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投资连续5年保持30%以上高速增长，增速分别达75.9%、86.1%、89.3%、51.9%和31.7%。通过实施“百亿生态环境建设工程”“五水共治”“三改一拆”“811”美丽浙江建设行动等重大战略举措，完成西湖整治、西溪湿地、运河综合保护、吴山景区环境综合整治等一批重大项目，环境治理成效显著。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乡村面貌得到较大提升，为建设美丽中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等提供了浙江经验。

（六）房地产业快速发展，人民居住条件极大改善

房地产业在改革开放后兴起，并随着不同阶段的政策推动，不断发展壮大。1980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全国基本建设工作会议汇报提纲》，正式宣布将实行住宅商品化的政策；198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首次提出了建立房地产市场。浙江房地产业随之起步。1992年住房公积金制度开始推行，安居工程启动，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后，房地产业的市场地位真正得以确立。1998年7月，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从此停止了住房的实物分配，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发展住房金融，培育和规范住房交易市场，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开始建立。从此，浙江房地产业真正进入市场，走上产业发展之路。2004-2013年，国家对房地产密集调控，自“8.31”大限开始共计出台70余项重大宏观调控政策，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平稳发展。2011年6月，浙江出台《浙江省“十二五”城镇住房保障与房地产业发展规划》，标志着城镇住房保障体系建设不断深入发展。2014年以后，全国各地“去库存”已经逐步成为调控政策的主基调，国家及省级层面出台了多项政策措施，再次激发了市场需求，2016、2017年浙江商品房销售连续创历史新高。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要求回归住房居住属性。2017年，浙江积极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有关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要求，迅速开展全省住房租赁市场培育工作，对住房制度建设长效机制进行一系列深入探索。

40年来，房地产建设尤其是住宅建设突飞猛进。1991-2017年，房地产开发投资规模从11.7亿元扩大至8227亿元，累计投资63601亿元，年均增长28.4%。在房地产开发投资中，住宅投资规模从9.4亿元扩大至5646亿元，累计投资42469亿元，年均增长27.6%。作为固定资产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房地产开发投资比重由1991年的4.9%升至2017年的26.4%。房地产投资在拉动内需、扩大消费等方面对地区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带动建筑、冶金、建材、装饰、家电、家具、金融等产业共同发展。房地产业增加值从1990年的23.9亿元增至2017年的3223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6%升至6.2%，对经济增长作用显著。一批兼具规模和市场竞争力的房地产企业崭露头角。房地产开发企业从1990年的238家猛增至2017年的6336家，增长了26.6倍。2017年，全省拥有三级及以上资质等级的企业有1837家，占房地产企业总数的29.0%，其中，一级资质房地产开发企业118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利润总额836亿元，单个企业平均实有资本1.1亿元，涌现出绿城、滨江等一批在全国拥有较高市场知名度、占有率和竞争力的房地产企业。

伴随着人口城镇化率的快速提高，商品房建设取得巨大进展，特别是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的全面展开，全省商品房销售市场表现旺盛。1978年，浙江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仅为14.5%，落后全国平均水平3.4个百分点。至2017年，城镇化率达到68.0%，比全国平均水平高9.5个百分点。1991-2017年，房屋累计竣工面积86826万平方米，年均增长12.7%，其中，住宅62244万平方米，年均增长11.4%。商品房累计销售面积84243万平方米，年均增长15.3%。在加快商品住宅建设的同时，浙江各地经济适用房数量不断增长，住房租赁市场培育加快推进，极大改善了人民的居住条件。城镇人均住房使用面积由1983年的9.44平方米增至2015年的40.5平方米。

三、投融资体制发生深刻变化，民间投资较快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投融资体制发生深刻变化，民间资本逐步成为投资主体。1979年8月，国务院批准原国家计委、国家建委、财政部《关于基本建设投资实行贷款办法的报告》，并批准《基本建设贷款试行条例》，拉开了投资信贷体制改革的序幕。主要实行了拨改贷，投资包干制和投标招标制。浙江的乡镇企业、个体私营企业等非国有投资主体随之出现并起步发展。1984年9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改革建筑业和基本建设管理体制包干问题的暂行规定》，1988年6月国务院批准原国家计委《关于投资管理体制的近期改革方案》，第一次对投资体制提出了比较系统的改革思路，将固定资产投资分为指导性计划和指令性计划，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下放项目审批权限，简化审批手续；全面推行基本建设拨款改贷款制度；进行金融改革和开放资金市场等等。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明确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改革步伐明显加快，也为深化投资体制改革进一步指明了方向。2004年7月国务院颁布《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阐述了深化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目标，并重新确定其主要投资主体和投融资方式。浙江按照中央的部署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关于贯彻国务院投资体制改革决定的意见》、《浙江省投资项目管理办法》等政策措施，放宽了交通、水利和市政等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领域的投资准入；大力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发展地方性商业银行，设立地方性产权交易市场，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信用担保等中介机构；健全和规范投融资的调控体系等。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要求在投资领域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标志着投融资体制改革正向纵深发展。

经过改革开放40年深刻变化，投资主体多元化、资金来源多源化、投资方式多样化、管理方式间接化，以市场为基础配置投资资金的体制基本形成。浙江立足于民营经济这一最大特色和优势，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和支持民间投资的政策措施，2010年出台《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2014年开始大力推进民间资本以PPP方式参与基础设施建设；2016年成立初期规模达100亿元的基础设施投资（含PPP）基金；2017年出台《浙江省传统基础设施领域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实施细则（试行）》，以进一步规范PPP项目操作流程，同年召开浙商大会，引导浙商回归报效桑梓，激发民间资本投资活力，拓宽投资领域。2003-2017年，浙江民间投资累计129270亿元，年均增长16.9%。民间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从2003年的48.8%提高至2017年的58.3%。民间资本积极参与基础设施建设，2013-2017年，民间基础设施投资累计6810亿元，年均增长27.3%。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民间投资占比从2013年的5.4%提升至2017年的10.6%，其中，广播电视电影和音像业、文化艺术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供应业和卫生设施等行业民间投资占比分别提升至77.3%、47.5%、32.7%和30.7%。为进一步吸引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领域，拓宽建设资金来源渠道，2015、2016年分别向社会公开推介三批PPP项目，杭绍台铁路、杭温高铁两个国家级铁路PPP示范项目顺利落地。至2017年末，浙江已落地PPP项目154个，总投资2964亿元，落地率49.4%。

四、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投资动能增强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质量变革是满足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地处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浙江，率先感受到走高质量发展道路的紧迫性和必要性，着眼调结构增加投资，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引领作用，积极落实高质量发展举措，紧紧围绕大湾区大花园大通道大都市区建设，既集中力量建设好核心区、重点区和重大产业、重大项目，又以点带面，促进全省统筹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重点领域投资加强。2013-2017年累计，重大基础设施投资15548亿元，年均增长22.9%；重大产业项目投资40300亿元，年均增长18.8%；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积极推进“大好高”项目引进落地和开工建设，分别于2016、2017年进行了四批重大项目集中开仪式，集中开工项目共计2573个，至2017年末累计投资近万亿元。如杭绍台铁路、杭温铁路、苍南核电工程、乐清湾大桥、杭州高能量密度锂电池技术改造、年产10万辆AMA轻量化车身项目、舟山绿色石化基地、波音项目等一批影响深远的重大产业项目开工建设。高新技术产业投资、科技创新投入推动了传统产业的转型和新产业的诞生，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2013-2017年，高新技术产业投资13442亿元，年均增长18.2%。其中，高新技术产业（制造业）投资10466亿元，年均增长14.8%；高技术服务业投资2976亿元，年均增长33.1%。创业创新活力不断激发。2017年，浙江区域创新能力居全国第5位，综合科技进步水平居第6位，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居第3位，科技进步贡献率达60.1%。高新技术投入推动创新技术产业化不断取得新进展，移动支付、电子商务、无人零售、共享单车、新能源汽车等跻身全国乃至世界前列，数字经济已成为浙江“一号工程”。传统浙江制造通过科技创新投入迈向以“互联网+”“机器人+”“数字化+”和“标准化+”为鲜明特征的“浙江智造”。仅2017年，浙江新增上云企业12万家、工业机器人12095台、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30家、小微企业园141个、“浙江制造”标准129个。

40年春华秋实，投资建设历经沧桑巨变，基础设施投资结下累累硕果。投资领域的空前发展，既是浙江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发展史诗长卷的一笔浓墨，也是这个民营经济大省国有和民间投资交响协奏的一抹重彩，更是浙江人民因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投入不断增进获得感的百姓诗篇。如今，浙江正聚焦聚力高质量竞争力现代化，大力推进富民惠民安民，加快推进大湾区大花园大通道大都市区建设，续写高质量发展的宏篇巨著，一批标志性、引领性、示范性强的重大基础性项目和实业投资项目也正从蓝图走向现实，更好地服务于“两个高水平”建设。

（季南  杨士鹏  王伟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