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新世纪以来，浙江高学历人口增速在沿海经济发达省市中居首位，并且研究生快于本科、本科快于专科，但由于外来人口多且高学历人口少，制约了浙江高学历人口比重的提高速度。新增的高学历人口主要流向第二产业，但第三产业仍是吸纳高学历人口的主渠道。分行业、职业来看，浙江高学历人口占就业人口的比重均偏低。这一现象与浙江产业结构对高学历人口需求不足密切相关，高校专业设置也与产业结构需求存在结构性错位。为此，本文提出了通过提升产业结构和鼓励创业创新拓宽高学历人口就业渠道、按照人才先行理念主动谋划区域发展规划、按照需求导向机制发展普通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以提高未来劳动力和在职劳动力素质等对策建议。

浙江要在转变发展方式、科学发展上走在前列，人才是第一资源，是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核心要素。当前，浙江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更离不开高学历创新人才队伍的支撑。因此，开展浙江高学历人口的分析和研究，尤其是通过与沿海经济发达省市的比较研究，既比出优势，也找出差距，对于积极推进浙江经济转型升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快、劳动力资源下降的人口结构重大转折带来的严峻挑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浙江高学历人口发展及省际比较

（一）高学历人口总量变化的比较

新世纪以来，浙江高等教育蓬勃发展，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000年的13%提升到2010年的45%，十年时间翻了近两番，在全国省区中位居前列，实现了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跨越。2010年，浙江省具有高学历人口（即大专及以上人口，下同）508万人，比2000年增长246%，年均增长13.2%，比北京、上海、江苏、山东和广东分别高2.8、2.3、1.7、2.5和1.8个百分点，在6个沿海经济发达省市中增速居首位。受高学历人口快速增长的影响，浙江6岁及以上人口中高学历人口的比重稳步提高，从2000年的6省市最低位次，到2010年逐步超越广东和山东，位居6省市中的第4位。从全国31个省市来看，浙江省高学历人口比重也从2000年的第18位上升到第12位，进入中等偏上水平。但是与北京、上海两个直辖市相比，浙江高学历人口比重的差距仍大幅扩大，分别从2000年的相差14.1、8.0个百分点，扩大到2010年相差22.9、12.9个百分点；与江苏的差距也从0.7个百分点，小幅扩大到1.6个百分点。

表1    2000—2010年全国及部分省市高学历人口增长比较

（二）外来人口中高学历人口的比较

虽然在6省市中浙江高学历人口增速最快，但10年来高学历人口比重与北京、上海和江苏相比差距却在扩大，造成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主要原因是浙江的外来人口数量多但高学历人口少，部分抵消了浙江高等教育迅速发展的成果。2010年，浙江外来人口1182.4万人，占全部常住人口的21.7%。其中，大专及以上人口比重仅为4.0%，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位居6省市的最后一位，也是全国31个省市的最末位。

        表2    2010年部分省市外来的高学历人口比较       单位：万人，%

浙江外来人口中，高学历人口比重不仅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更是大大低于浙江流出省外人口的水平。2010年，浙江流出省外人口中，大专及以上人口占14.1%，比浙江外来人口高10.1个百分点。浙江是全国唯一一个人口“大进大出”省份，这种文化素质严重不对称的人口大对流现象，拉低了浙江高学历人口的发展速度。但需要说明的是，浙江流出省外的高学历人口中，47.2%是18-24岁人口，他们大多是到省外高校求学的在校大学生，毕业后不少人还是会回到浙江就业生活。因此，从长远来看，外出求学人口比重较高应该有利于提高浙江人口文化素质。同样的，导致浙江外来人口中高学历人口比重较低的原因，除了外来劳动力数量多且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外，浙江高水平大学较少、省外生源大学生比重相对较低应该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三）各学历层次变化的比较

从研究生、大学本科、大学专科三个学历层次的人口变化来看，2000-2010年浙江的年均增速均处于6省市的前列。其中，大学本科、大学专科增速均居6省市的第1位，比全国平均水平高3.5、2.4个百分点，研究生增速居6省市的第2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3个百分点。同时，由于研究生、大学本科的增速明显快于大学专科，经过10年发展，虽然浙江高学历人口中仍以大学专科为主，但大学本科和研究生的比重均有较大提升，本科和研究生的比重之和为44.7%，超过江苏居6省市的第3位。

       表3   全国及部分省市高学历人口按学历层次的变化情况     单位：%

（四）分年龄段的比较

从表4可以看出，高学历人口在年龄上呈现显著的集聚性，这种集聚性在全国各省市均具有普遍性，但浙江表现得最为明显。2010年，有超过半数（50.4%）的高学历人口集中在20-29岁，比全国平均水平高5.6个百分点，集中度位列6省市的首位，而50岁及以上不到一成（仅占8.2%），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6个百分点。由于历史的原因，素有“文化之邦”之称的浙江，高等教育却长期滞后于全国。1998年，全省普通高校只有32所，在校生11.3万人，普通高考录取率为35%，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个百分点，高考“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现象在浙江尤为明显和残酷。自1999年高等院校开始扩招以来，浙江高等教育就此驶入超常规、跨越式发展的快车道，高校数量、招生规模都有了跳跃式的增长。2010年，全省共有普通高等学校80所，在校生93.3万人，普通高考录取率达到83.8%（2001年起均保持在70%以上），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4.3个百分点。高校扩招后大幅新增加的浙江高学历人口，体现在年龄段上相当于18-29岁（包括大学毕业生和在校大学生），占到56.6%，这个比重也与江苏并列6省市的首位。

      表4   2010年全国及部分省市高学历人口的年龄分布         单位：%

（五）就业人口产业结构的比较

从三次产业结构分布来看，除北京以外，10年来其余5省市新增的高学历人口均主要流向第二产业，呈现第二产业高学历人口就业比重上升、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下降的态势。其中，浙江高学历人口在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上升了7.2个百分点，增幅列上海、江苏之后，高于山东、广东。除山东外，其余5省市高学历人口在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比重均基本保持不变。

但是，与其他沿海发达省市相比，浙江高学历人口在第二产业的就业比重偏低，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较高，高学历人口仍然主要聚集在第三产业。2010年，浙江高学历人口第三产业就业比重超过70%，在6省市中仅低于北京，超过上海位列第2位，比最低的江苏高7.0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就业人口比重只有27.9%，仅高于北京、山东居第4位，比最高的江苏低6.7个百分点；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比重不到1个百分点，是除北京、上海两个直辖市外最低的。

     表5  2000-2010年全国及部分省市高学历人口就业结构的变化   单位：%

（六）就业人口制造业和服务业内部结构的比较

从制造业的内部结构来看，与其他沿海发达省市相比，浙江高学历人口的第二产业就业比重偏低主要体现在高新技术制造业上。浙江的医药制造业、化学制品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等高新技术产业的就业人口比重虽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比上海、江苏、广东分别低6.9、7.0和2.9个百分点；相应的，纺织化纤、服装鞋帽、轻工食品、木材家具、金属等传统制造业的就业人口比重则是6省市中最高的，比全国平均水平高4.2个百分点。从服务业的内部结构来看，浙江高学历人口的第三产业就业比重较高则主要体现在公共服务业上，教育、卫生、文化、体育、公共管理等行业的就业人口比重达到36.1%，仅低于山东，列6省市的第2位，分别比北京、上海、江苏和广东高出6.8、15.6、2.6和4.4个百分点；而现代服务业、传统服务业的就业人口比重则均低于北京、上海和广东居第4位，尤其是以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以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等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与北京、上海相比尚有较大差距，分别低15.9、8.8个百分点。

表6   2010年全国及部分省市高学历就业人口的产业内部结构   单位：%

进一步分析制造业和服务业各内部结构的就业人口中高学历人口比重，浙江各个行业中高学历人口比重偏低的现象更为突出。

第一，浙江制造业就业人员中高学历人口比重在6省市中最低。不论是以技术密集型为主的高新技术制造业，还是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传统制造业，浙江高学历人口比重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并且均位于6省市的末位。其中，高新技术制造业中高学历人口比重仅为9.8%，比全国平均水平低6.8个百分点，分别比北京、上海、江苏、山东和广东低34.2、18.7、6.5、5.8和1.6个百分点，不到北京的1/4，上海的略1/3强，仅相当于江苏的6成水平。同样的，尽管浙江的高学历人口在传统制造业的就业人口比重是6省市中最高的，但由于全部从业人员的基数更高，使得高学历人口的占比依然是6省市中最低的水平，仅为4.3%，比全国平均水平低2.4个百分点，分别比北京、上海、江苏、山东和广东低13.5、9.8、1.9、3.6和0.5个百分点。

第二，浙江服务业的高学历人口比重在6省市中也仅处于中等水平，现代服务业、公共服务业、传统服务业在6省市中分别居第3、第3和第5位。其中，现代服务业的高学历人口比重为47.7%，比全国平均水平略高0.3个百分点，分别比北京、上海低21.0、8.6个百分点；公共服务业比全国平均水平低2.3个百分点，分别比北京、山东低12.3、3.3个百分点；以交通运输业、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等为代表的传统服务业，比全国平均水平低0.8个百分点，与江苏并列最后，分别比北京、上海、山东和广东低13.5、12.1、1.2和0.7个百分点。

表7   2010年全国及部分省市产业内部就业人口中高学历人口比重 单位：%

总体来看，在6省市中，北京高学历人口的优势最为明显，几乎每个行业的高学历人口占比均居首位，其中，现代服务业中高学历人口占比达到近7成，有1/3的高学历人口集中在现代服务业就业。除去北京、上海两个直辖市，江苏在高新技术产业的高学历人口具有一定优势，高学历人口占比是浙江的1.7倍；浙江在现代服务业具有较好的基础，高学历人口占比是4个省份中最高的；在传统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上，4个省份的水平相差不大，高学历人口占比均较低。

（七）就业人口职业分布的比较

高学历就业人员的职业分布，呈现着与行业结构类似的变化趋势。10年来，新增的高学历人口主要进入商业服务人员和生产操作人员等一线岗位，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的比重则相应下降。但与其他沿海发达省市相比，浙江高学历人口的职业还是以专业技术人员和办公室文员为主，生产服务一线岗位的比重仍然偏低。其中，2010年浙江高学历人口担任专业技术人员的比重为41.9%，仅低于北京位列第2位；商业服务人员比重只有17.2%，居6省市最末位；生产操作人员为11.0%，仅高于北京、上海两个直辖市居第4位。

表8  2000-2010年全国及部分省市高学历人口职业分布的变化   单位：%

同样，与其他沿海发达省市相比，浙江各职业就业人口中，高学历人口的占比均偏低。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商业服务人员、农业生产人员、生产操作人员的高学历人口比重，在6省市中分别位列第6、第3、第5、第6、第4和第6位，并且除专业技术人员和农业生产人员外，其余4个职业的高学历人口比重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表9  2010年全国及部分省市分职业就业人口中高学历人口比重    单位：%

结论：

1.新世纪以来，浙江高等教育迅速发展，高学历人口增长速度居6省市首位，并且研究生增速快于本科、本科快于专科。但由于外来人口多且高学历人口少，使得浙江高学历人口比重与北京、上海、江苏的差距仍在扩大。

2.新增高学历人口主要流向第二产业，但第三产业仍是吸纳高学历人口的主渠道。浙江的高新技术制造业、传统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的就业人员中，高学历人口占比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并且位列6省市的最末位，现代服务业、公共服务业的高学历人口比重也仅居6省市的中间位次。这一现象与打造浙江经济“升级版”的要求存在背离，需重点关注。

3.从职业分布来看，也存在着类似的现象。虽然10年来新增高学历人口主要流向生产服务一线岗位，但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仍然是两个最主要的职业。同时，浙江各职业中，高学历人口占就业人员的比重均偏低，尤其是单位负责人、商业服务人员、生产操作人员的高学历人口占比居6省市的最末位。

二、高学历人口就业与产业结构的分析

高学历人才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存在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一方面, 人才结构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高素质的人才结构有助于实现技术、物质和资本的高效率使用，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反之, 人才总量匮乏或者结构失衡直接制约着产业结构优化。另一方面,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和就业，也受产业结构对高学历人口需求的限制，人才数量增长和人才结构升级要与产业结构的变动相协调，适应当地产业经济发展需求。因而, 高学历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协调性，是考察高学历人口发展和产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维度。

（一）结构偏离度的省际比较

结构偏离度是反映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协调性的指标，其绝对值越大，表示高学历人口的结构分布失衡，与产业结构不协调，不能相互满足发展需要。全国及6省市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高学历人口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偏离度均为负值,说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专业人才供给小于它们的需求, 呈现出供不应求的态势; 第三产业的偏离度系数为正值, 这是因为教科文卫、政府机关等行业集聚了大量高学历人口，过多地集中于非竞争性领域, 创造的增加值非常有限。这从一定程度上也说明高学历人口在三大产业间的分布不合理。浙江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结构偏离度以及总偏离系数的绝对值均较大，在6省市中处于第2位，仅低于山东。从总偏离系数看，浙江远高于北京、上海两个直辖市，比江苏也高近10个百分点。

表10  2010年全国及部分省市高学历人口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偏离度

（二）产业结构对高学历人口就业的影响

以发展经济来促就业，是解决高学历人口就业问题的根本之道。“欲聚鱼者先蓄水，欲聚鸟者先造林”。高学历人口的就业需求是产业结构的派生性需求。产业既是聚集就业人口的“蓄水池”, 也是吸引人才的重要平台。就业人口的需求以及层次结构与区域的产业结构和水平密切相关，什么样的产业结构, 就可能聚集什么类型的劳动者,吸引什么样的人才。浙江高学历人口产生的就业结构性矛盾，核心问题之一就是浙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缓慢，产业层次偏低，导致经济发展对高学历人口的需求不足。浙江经济发展对高学历人口的就业贡献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制造业的规模大，对总体就业贡献大，但吸纳高学历人口的能力不强。制造业是浙江的支柱产业，具有较强的实力。2010年，浙江GDP中第二产业比重为51.6％，在6省市中仅次于山东、江苏居第三位；第二产业就业人口比重达到51.8%，是6省市中唯一超过50%的省份，比江苏、广东、上海分别高出7.8、8.2和9.2个百分点，比全国平均水平和北京、山东要高出一倍以上。但是，浙江的制造业基本还是以劳动密集型、低加工、低附加值的传统制造业为主，而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的高新技术产业比重较低, 企业用工需求的对象主要是低技能普通廉价劳动力，对高学历人口的就业贡献较低。2010年，浙江高新技术产业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的45.8%，比江苏低13.8个百分点。受其影响，浙江第二产业每亿元GDP吸纳的高学历人口为74人，分别比北京、上海、江苏和广东低120、77、11和2人，在6省市中仅高于山东居第5位。二是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对高学历人口吸纳能力较强，但占经济份额偏低。相比传统制造业，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容纳高学历人口就业的能力较强。浙江第三产业每亿元GDP吸纳的高学历人口为224人，是第二产业的3倍多，在6省市中居第4位，相比第二产业，与北京、上海两个直辖市的差距也大幅缩小，分别低72、25人。但是，服务业占浙江经济总量的份额却不够大，分别比北京、上海低31.6、13.8个百分点。

表11   2010年全国及部分省市产业结构及吸纳高学历人口情况

三、高学历人口培养与经济转型升级的关联度分析

当前，大批企业从事传统产业、劳动密集型行业，创新投入和成效不明显，处于产业链、价值链的低端，进入新产业又缺乏人才储备和技术储备，这是困扰浙江经济转型升级的主要素质性矛盾。要破解经济转型升级与人才技术储备之间的矛盾，政府和高校要加强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方向与区域经济发展需求的联系，提高专业设置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契合度，这其中尤其要关注以应用型人才为主的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

（一）“低就业”现象反映了高校毕业生与社会需求的匹配度仍有待提高

据麦可思公司的调查显示，在近几届毕业半年的全国大学毕业生中，有约四成的毕业生从事着与所学专业不相关的工作。有不少毕业生处于“低就业”状态，即接受着低薪资、和自己所学专业不相关、不符合自己职业期待的工作，这些工作可能不需要大学所学的知识就可以完成。“低就业”现象反映了高校培养的大学生还不能和社会的需求有着很好的匹配，高校的教育教学仍然以学科型教学模式为主，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与社会实际需求脱轨。有60%的大学毕业生认为目前的工作与自己的职业期待不吻合，有34%毕业半年内发生过离职，工作不符合自己的职业期待是造成毕业生离职的主要原因。这些数据表明，我国大学毕业生的初次就业质量还有待提高。要提高毕业生的初次就业质量，就需要在加强对学生专业知识方面的培养的同时，还需要高校转变培养目标，并加强对学生职场认知的辅导，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职场价值观，从而帮助其更好地适应工作。

（二）高校专业设置与产业结构需求存在结构性错位

当前，一些高校教学管理观念仍然滞后，重理论，轻实践，多以研究型人才为培养目标，教学内容广而不专，专业设置与产业结构存在较大的背离，造成了毕业生基础能力薄弱，实践能力较差，与企业人才需求存在结构性偏差。以高职院校为例，当前，浙江省高校专业设置与产业结构的错位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三次产业结构的错位。2012年，第一产业对应专业[4]设点数占2.7%，第二产业对应专业设点数占25.2%，第三产业对应专业设点数占72.1%。与2010年相比，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相关专业设置比重分别下降0.6、7.4个百分点，第三产业相关专业设置比重提高8.0个百分点。这与浙江当前的产业结构存在较大的偏离。

二是第二产业内部的专业结构错位。浙江省专业设点数和招生人数排在前几位的二级专业为自动化、机械设计制造、工程管理、建筑设计等通用技术专业，而浙江的支柱产业以纺织服装、五金机电、化学工业等为主导，专业设置与产业内部结构不相协调。

三是新增专业与产业转型升级的错位。近年来，新增专业仍然集中在传统的机电一体化、建筑工程等通用技术岗位，而医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装备制造等高新技术产业所需的专业开设得不足。

四是高校之间专业设置重复率高。招生规模排名前10位的分别是会计、计算机应用、机电一体化、商务英语、建筑工程、国际经济与贸易、市场营销、应用英语、计算机信息管理、电子商务，其招生数量占全部招生规模的30%以上，其中会计、市场营销、计算机应用等专业几乎每所学校都有开设。高校专业设置的趋同性在全国其他省份同样存在，省内各市高校的专业设置也存在通用化的现象，大多主要以计算机类、财会类和英语类等通用性专业为主，而与各市特色主导产业的匹配度不够高。

与产业需求存在严重结构偏离的高校专业设置和招生格局，既不利于先进制造业人才的培养，也使得部分专业的培养人数超过产业需求人数，这也成为大学生就业难的主要原因之一。高校人才培养机制错位是造成这种专业设置与产业结构之间背离的主要原因，不少高校仍然按照学校的教育导向开设专业，而不是按需求导向培养学生。一般而言，高校开设工科专业投入大、见效慢，专业化程度和师资要求高，而相应的管理类专业的建设投入成本和要求较低，客观上形成了此类专业的普遍开设。

四、政策建议

坚持以高学历人才队伍为依托，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省份，是浙江立足全局、面向未来的重大战略抉择。继续推进高学历人口的持续发展和就业领域的高级化，既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也要调整高校人才培养方式，拓宽人才升级的培养渠道，实现高学历人口和产业结构的协调发展。

（一）积极提升产业结构，在转型升级中拓宽高学历人口就业渠道

加快完善新兴产业布局，推进块状经济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型，培育新的高层次就业增长点。制造业企业要顺应现代科技的发展和市场的变化，不断创新服务业态，向研发、设计服务等上游扩展，向售后服务、仓储物流、电子商务等下游延伸，推进制造业的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服务化，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积极发展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农业，加快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开发更多适合高学历人口的就业岗位，拓宽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

（二）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在创业创新中激活高学历人口发展空间

要积极构建有利于创业创新的制度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既要鼓励领军大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更要完善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服务体系，充分发挥浙江民营经济优势，坚持以创业促创新，引导社会资本投资科技型中小企业，鼓励支持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主体。要破解产学研合作的各种障碍，加快创业创新平台的建设，着力营造创业创新的良好环境，鼓励高学历人口自主创业创新。

（三）立足区域经济发展规划，在人才先行中主动谋划产业人才培养计划

人才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是一个互动过程，产业转型升级需要强力的人才资源支撑。各地要确立人才先行的理念，结合区域经济转型升级的“路线图”，例如杭州市的“一基地四中心”(高技术产业基地、国际重要的旅游休闲中心、全国文化创意中心、电子商务中心、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城市功能定位，针对重点行业和重点领域，制定各类人才的培养、引进和储备计划，着力构筑产业人才高地。

（四）坚持需求导向培养机制，在“产教融合”中提升高等教育与产业结构的匹配度

要以教育资源的优势来增强浙江产业升级的吸聚竞争力。高等教育要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合理确定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发展规模，改善人力资源供给结构，加强经济社会发展对高校毕业生需求的前瞻性研究。普通院校尤其是地方院校要主动融入区域产业发展，合理调整专业设置，提高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的“三个科学对接”。

（五）发展新型成人教育，在校企合作中提高在职人员的学历水平

加强在职人员尤其是农业转移人口的职业技能培训和其他多种形式的成人继续教育，改变浙江从业人员总体素质偏低的状况，提高在职人员的职业技能和文化素质，既是经济转型升级对人才资源的客观需求，也是各阶层人口向上流动的必备条件。要积极推行工学结合，充分吸纳当地行业企业的需求开发个性化教学培养方案，突出应用能力培养，开展教学要求与企业岗位需求相结合、学校教学与企业实习相结合的“学历+技能”的“双证书”成人高等教育培养模式。

                            （人口就业处  章剑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