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工业是浙江经济的主导产业，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动机。从1979年迄今的二十多年，浙江工业经历了几起几落的景气波动和循序渐进的发展阶段。其间，斗转星移，工业经济运行的背景和状况都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然而，工业经济效益始终成为人们所关注的重点和热点问题。本课题试图通过对浙江省第一次经济普查资料和其他年度资料的考察、分析和评述，将浙江工业经济效益问题置于经济体制改革、增长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发展阶段演进、宏观政策调控的大背景下，从正面和纵深的角度勾画出浙江工业经济效益变动的历史轨迹和基本现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结论性的看法和建议。

一、改革开放以来工业经济效益的变动轨迹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工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快速增长。1978年全省工业增加值47亿元，2005年增至6349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65.5倍，年均增长16.8%。与此同时，工业经济效益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第一，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浙江工业经济效益的变动可以通过多种方法、多种指标和指标体系加以度量，从不同角度、不同方法和不同指标（体系），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因此有必要从多个角度、运用多种方法进行深入分析。第二，在这二十多年中，许多反映工业经济效益指标的统计范围作了重大调整。1979—1997年统计范围为乡及乡以上独立核算工业企业，1998年及以后则改为全部国有企业和年销售收入500万元及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简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严格来说这二十多年一些指标效益前后直接比较并不具有可比性，需要我们在分析比较时加以注意。第三，我们的分析采取先简后繁的次序，先从具体效益指标分别透视入手，然后运用综合指数和计量方法，对浙江工业经济效益的变动过程进行描述和比较，并提出归纳性的看法。

（一）主要工业经济效益指标的变动分析

根据不同的投入和产出的角度，工业经济效益可以从单位产出的劳动消耗和资本消耗、生产周转等多个方面加以考察。一般有资金利税率、资金利润率、成本费用利润率、劳动生产率、增加值率、产销率、流动资金周转次数，等等。这里只能选择其中几个加以考察和分析。

1. 资金利税率

资金利税率综合反映了工业企业运用各种资本获利和为国家创造财富的能力。表1列示了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工业企业资金利税率，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资金利税率的变动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9—1985年）。这一阶段资金利税率处于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位，基本上都保持在30%以上，而且各年资金利税率波动不大，即使是1982年经济收缩年份，仍达到28.7%的较高水平。第二阶段（1986—1996年）。这一阶段除头三年资金利税率下一个台阶暂时稳定外，大多数年份都处于持续下滑过程中，到1996年资金利税率仅为7.8%，相当于1985年水平的24%。第三阶段（1997—2005年）。这一阶段资金利税率呈现上升后回落的态势，由1997年的8.0%逐年上升到2003年的14.0%，之后有所回落，2005年降至11.7%相当于2000年的水平。

表1                       浙江工业企业资金利税率的变动        

  单位：%

资料来源：《新浙江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版；2000至2006年《浙江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总的来说，目前浙江工业企业的资金利税率要比改革以前低得多，2005年不到1979年水平的40%。如何看待这一现象？恐怕有几点是需要说明的：首先，改革以前为了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长期采取了压低投入品价格包括低工资、低原料（特别是农产品）价格、低利率和低汇率的政策，以最大限度地获取企业利润并把它转化为积累。因此当时的资金利税率存在“虚高”的因素。其次，在买方市场和卖方市场，竞争压力和价格调节存在着根本的不同。^[1] 在卖方市场中，由于短缺所有商品供给都不承受着价格下跌的压力，买主只能接受由计划进行分配的高价商品。随着短缺经济的结束和随之而来的竞争加剧，生产者就“失去了”原有的高额利润。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从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浙江工业企业资金利税率下降尤为明显，因为那几年正是我国由短缺经济向过剩经济历史性转变的时期。再次，改革开放以来，资金利税率计算方法作过一定调整。在1992年以前，资金总额等于年末固定资产净值与定额流动资金年平均余额之和，1992年及之后则改为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与流动资产年平均余额之和，显然，流动资产要明显大于定额流动资金。以1992年为例，当年工业企业定额流动资金年平均余额为416.8亿元，全部流动资产年平均余额则为762.5亿元，以前者口径计算的资金利税率为17.6%，而改为后者口径计算的资金利税率只有13.2%，相差4.4个百分点。

尽管如此，资金利税率大幅度下降却是不争的事实。这充分说明了浙江工业粗放增长的格局。2005年与1979年相比，全省工业企业利税总额增长68.7倍，年均增长17.7%，增长速度不能说不快，但同期固定资产净值增长116.8倍，年均增长20.1%。与此同时，流动资产按可比口径计算增长145.2倍，年均增长21.1%%。固定资产与流动资产之比，1979—1985年期间大致为6 : 4，从世界各国比较看，流动资产使用额比例已经显得异常地高^[2],然而到近几年，这一比例进一步提高到4 : 6。资金总额如此大幅度增长，又与实行长期的低利率政策和资金债务约束软化有关。

2. 增加值率

增加值率反映了工业企业通过中间投入增加社会最终产品产出的效益。近十年中，工业增加值率的计算方法也有所变化，1995年之前增加值率是指工业增加值与工业总产值之比，之后改为工业增加值与总产出之比。但由于工业总产出与工业总产值差异并不大，这种计算方法的变化并不影响我们对近二十年浙江工业增加值率变动的比较和分析。表2列出了1979年以来浙江工业增加值率，从中看出，在1983年以前，各年增加值率变化不明显。但是从1984年开始至1997年，增加值率呈逐年不断下降的态势，由1983年的33.7%降至1997年的20.1%，14年间共下降13.6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1个百分点左右。而进入1998年之后，增加值率又趋于稳定，各年增加值率基本保持在20%—21%之间。

表2                        浙江工业增加值率的变动

单位：%

资料来源:张雪玲等:《改革以来浙江工业经济效益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信息》1992年第1期；1992—2006年《浙江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工业增加值率一度大幅度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工业企业的大量涌现和分工细化，导致工业总产出（总产值）的重复计算。1979年，浙江工业企业不到5.6万个，而到1995年第三次工业普查时已增加到65.1万个，2004年第一次经济普查时更增加到84.3万个，比1979年增长14.2倍。其次，原材料、燃料、动力价格上涨较快，导致物耗率上升。2005年与1990年相比，全省主要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1.28倍，大大高于同期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57%的幅度。再次，工业产品原材料单耗提高和产品质量下降，也是物耗率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笔者曾经统计，在上世纪80年代，浙江工业企业27种主要原材料消耗指标，上升的占52%，48种可比的工业产品质量指标，下降的占58%。第四，工业结构的变动必然影响整个工业增加值率的升降。一般来说，重工业增加值率高于轻工业，这也是轻型化结构最典型的浙江全部工业增加值率居全国后列的原因所在。在改革开放以后的相当长时期内，浙江轻工业为主的结构特色更为明显。1979—1995年，轻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24.4%，比重工业年增长率高出1.6个百分点，轻工业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60.2%升至1995年的62.7%，有的年份这一比重甚至高达66%，这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全部工业增加值率的下降。而进入90年代后期以来，重工业增长速度超过轻工业，重工业比重呈逐年稳步上升态势，这可能是1997年至今工业增加值率基本稳定的一个原因吧。

3. 劳动生产率

从数据上看，在与多项“表现不佳”的经济效益指标比较中，劳动生产率的进步显得非常突出。按可比价格计算，2005年与1978年相比，全省工业增加值增长65.5倍，同期工业劳动力平均人数增长3.4倍，因此劳动生产率增长14.1倍，年均增长10.6%。

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可以分解为劳动力增长率×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此，我们将改革开放以来二十多年分成五个时期（见表3），从中看到，各个时期劳动生产率增长很不稳定。除“八五”时期（1991—1995年）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22.7%之外，其他四个时期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均低于二位数即27年的平均水平。就劳动生产率增长对工业增长的贡献份额看，改革开放后的前7年，工业增长主要依靠劳动力的增加，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份额不到37%，之后的“七五”和“八五”时期，这一贡献份额提高到90%左右，进入“九五”和“十五”时期，劳动生产率增长对工业增长的贡献份额又有所降低，分别为54.8%和68.6%，改革开放27年平均贡献份额为65.4%，也就是说，劳动力增加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三分之一强。

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劳动者资本装备程度的大幅度提高，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发挥了重要作用。1978年，乡及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每个劳动者拥有固定资产净值0.24万元，到2005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每个劳动者拥有固定资产净值14.45万元，如果可比的话，比1978年增长59.2倍，年均增长16.3%，这一年均增长率即使扣除价格因素，也比同期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10.6%要高，而正如前面所述，固定资产产出率却呈下降趋势。

表3                    劳动生产率增长及在工业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单位:%

资料来源：1996—2006年《浙江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二）工业经济效益指数的变动分析

前一节我们只列举了三个主要经济效益指标，它们的变动方向、趋势和程度就很不一致，这就难以对整个工业经济效益进行全面评价。为解决这个问题，经过多年实践，逐渐形成了运用多个指标综合评价经济效益的方法，计算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种方法。

浙江是全国最早开展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的省份之一。早在1991年，浙江就制定了自己的标准编制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当时列入综合指数的有10项指标。1992年，国家统计局制定了全国性工业经济效益评价考核指标体系，列入评价考核的有产销率、资金利税率、增加值率、成本费用利润率、全员劳动生产率、流动资金周转次数等6项指标。1997年，国家统计局等部门联合对工业经济效益评价考核指标体系作了修订和完善，将纳入评价考核的指标调整为总资产贡献率、资本保值增值率、资产负债率、流动资产周转率、成本费用利润率、全员劳动生产率、产品销售率等7项指标。下面关于浙江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的分析，采取以国家统计局制定的全国评价考核指标体系为依据。

表4列出了1992年以来浙江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总的来说，尽管1998年前后经济效益综合指数具有不完全可比性，但大体上可以看到，浙江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呈现上升的趋势，由1992年的103.3上升到2005年的156.6，上升53.3点，上升幅度为51.6%。

表4                     浙江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的变动

资料来源：浙江省统计局编印的各年《浙江统计分析》以及浙江省统计局工交处提供的资料。

但是若深入分析，十多年来浙江工业经济效益的改善并不那么令人乐观。

首先，这十多年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在各年度之间发生过几次波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曾经出现下降，1998年才大体恢复到1993年的水平；最近两年由于宏观调控后一些过度扩张的行业亏损严重效益下降，整个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又有所回落。

其次，工业经济效益指数的上升与经济效益综合指数编制方法有一定关系。众所周知，标准值作为计算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的对比基数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综合指数的大小。而上述指数标准值，主要是考虑我国当时工业经济实际水平和一般标准确定的。总资产贡献率、

流动资产周转率、成本费用利润率和劳动生产率指标是根据1993年至1996年4年平均水平并做适当调整确定的，资本保值增值率、资产负债率和产品销售率则主要考虑到当时应达到的一般合理水平确定的。总体上看，7项指标标准值大体代表了我国“八五”末期的水平。显然，这与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很大差距。特别是全员劳动生产率16500元/人和产品销售率96%的标准值明显偏低。由于标准值偏低，客观上造成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虚高。

再次，从可比的1998年以来的主要经济效益指标变化情况看（见表5），除了劳动生产率增长很快之外，其他6项指标虽都有所改善，但改善程度并不十分明显。通过计算可以得知，2005年与1998年相比，在经济效益综合指数提高的47.6点中，由于劳动生产率提高带来的贡献就达33点，贡献份额达到69.3%。也就是说，其他6项指标改善对经济效益综合指数提高的贡献率只有30%强。事实上，2005年与上世纪90年代末相比，浙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成本费用利润率、总资产贡献率、资产负债率和资本保值增值率并无明显改善，2005年资本保值增值率和资产负债率都只勉强达到标准值即“八五”末期全国应达到的一般合理水平。

表5                 浙江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及其主要效益指标

资料来源：浙江省统计局。另外，1997年之前为乡及乡以上工业企业，1998年及之后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本保值增值率一栏中1997年及以前数据为资金利税率。

（三）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分析

工业全要素生产率（TFP）是工业增加值增长与要素投入（通常是劳动和资本）的加权平均增长之间的差额。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方法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常用方法是索罗余值法，即将产出增长中要素投入贡献以外的部分全部归结为广义技术进步的结果，其生产函数模型的一般形式可以表示如下：

△y/y = △A/A +α△K/K +β△L/L

其中y表示产出，A表示全要素生产率，K表示资本，L表示劳动，α为资本的产出弹性系数，β为劳动的产出弹性系数，△表示增量。

即：产出增长速度 =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 + 资本投入增长速度 + 劳动投入增长速度

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结果，对计算方法的精确性和采用的假设，包括对资本和劳动的相对加权α和β相当敏感。由于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率是递减的，通常α、β的取值范围在0与1之间。当假定规模收益不变时，α＋β＝1。接下来的问题便是α和β究竟定多少为宜。这个问题很复杂，在此不便作深入探讨，我们参照世界银行的做法，分别设定两组数据，即（A）α和β分别为0.6和0.4；（B）α和β分别为0.4和0.6。[3]此外，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工业增加值增长和劳动力增长的统计数据相对完整和齐全，全部工业企业的资本数据却无法得到，我们的研究只能以乡及乡以上工业企业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加以替代。由于工业增加值和劳动力增长率都是实际增长率，因此严格来说计算资本增长率也应该扣除资本（投资品）价格变动因素。但一是浙江投资品价格指数只是在上世纪90年代才开始编制，二是“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已经过折旧扣除，三是在本世纪以前浙江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采用不变价格方法计算含有相当的高估成份，[4] 所以我们在计算工业全要素生产率过程中不对资本增长作价格因素缩减。

在作出上述限定之后，表6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工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相当慢。如果以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系数分别设定为0.6和0.4，在1979—2005年期间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2.6%，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仅为15.5%。即使根据有利的加权假设（即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系数分别为0.4和0.6），在这期间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也只有5.5%，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不到三分之一（32.7%）。分阶段看，上世纪90年代全要素生产率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最高，“十五”时期这一贡献率则最低。

表6                       浙江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           

  单位：%

资料来源：《新浙江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版；2001和2006年《浙江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经济学家根据经济增长的来源不同，把增长方式划分两种：一种是靠增加投入要素，包括增加自然资源、资本和劳动等资源投入数量而实现的增长，叫作粗放增长（extensive  growth）；另一种是靠效率的提高，或者说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实现的增长，叫作集约增长（intensive  growth）。若继续沿用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系数分别为0.6和0.4的设定，那么我们可以发现，在1979—2005年浙江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6.8%中，由资本投入增加所带来的增长为11.9个百分点，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高达70.8%；由劳动力投入增加所带来的增长为2.3个百分点，对工业增长贡献率为13.7%；另外2.6个百分点是由TFP增长所导致的，贡献率为15.5%。这充分说明，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工业高速增长主要是依赖资本投入大幅度增长以及劳动力的较快增长所带动的，工业粗放增长的特征十分明显。而TFP增长率远远落后于工业增长速度，究其原因，在于宏观配置效率和微观营运效率的低下。

二、工业经济效益的现状分析

在对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工业经济效益变动轨迹有一个基本认识之后，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利用第一次经济普查资料，通过各种分组，对工业经济效益的现状，作更为深入细致的分析和比较。

（一）主要行业的经济效益状况

表7列示了2004年普查年度浙江省规模以上工业主要行业的经济效益指数及其主要效益指标。从中可以看到，由于行业性质、垄断或竞争程度等种种原因，各行业经济效益存在很大的差异。经济效益指数最高的行业——烟草制品业经济效益指数高达2212，相当于最低行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经济效益指数（96.3）的23倍。仔细分析表7能够发现，这些行业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一是垄断性行业。主要是烟草制品业、石油加工业和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这三个行业经济效益指数分别为2212.0、719.6和349.1，居各行业经济效益指数前3位。这些行业的特点是：首先，都属于高度垄断行业，基本上为国有企业专营，其他企业很难进入或与其竞争。其次，都属于资本密集型行业，人均装备程度高，因而劳动生产率分别高达300、81.3和39.8万元/人，这是其他行业无法比拟的，进而对计算经济效益综合得分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再次，由于实行垄断和专营，这三个行业产品都供不应求，产品销售率分别达到100.1%、100.3%和99.8%。此外，有的还具有高额垄断利润率（如烟草制品业成本费用利润率达到38.4%），有的资产负债率显得特别低（如烟草制品业和石油加工业分别仅为12.3%和37.2%，是各行业中最低的）。二是准垄断性行业。主要是黑色金属矿采选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和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这四个行业经济效益指数分别为272.1、220.3、207.8和200.0，分别居各行业经济效益指数第4、5、6、8位。这些行业都属于矿产资源开采和冶炼加工行业，由于举办这些行业的企业资本大、周期长，民间资本或无力进入，或不愿进入，加上历史上对民间资本进入这些行业有诸多限制，因此直到目前这些行业仍以国有企业投资和经营为主。与上述垄断性行业相似，这些准垄断性行业也具有竞争不充分、资本密集型、劳动生产率高等特点。此外，这四个行业流动资金周转次数都在2.6次/年以上，是各行业中较高的。三是其他经济效益较高的行业。有非金属矿采选业、饮料制造业、印刷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等10个行业。这些行业经济效益指数均在当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平均水平150.3以上。[5]这些行业大多属于重工业，其经济效益指数之所以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原因各不相同：有些（如医药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印刷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是因为成本费用利润率较高所致；有些是因为出众的资本保值增值率和流动资金周转次数所致，如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这两项指标分别高达185.35%和3.86次/年，均是所有行业中最高的；有些（如非金属矿采选业、饮料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等）则是因为各项效益指标比较均衡所致。四是经济效益偏低的行业。有农副产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纺织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皮革皮毛羽毛（绒）及其制品业、木材加工业、家具制造业、造纸及纸品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橡胶制品业、塑料制品业、金属制品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等17个行业。这些行业经济效益指数均在120至150之间。在这些行业中，不少行业是在全省工业增加值中占有相当份额的支柱产业。它们多为高度竞争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生产率和成本费用利润率较低是这些行业的一个共同特点，成为这些行业经济效益指数较低的主要制约因素。五是公益性的公用行业。主要是燃气生产和供应业、水的生产和供应业。这两个行业经济效益指数分别为96.3和118.1，是所有行业中最低的。由于这些行业的特殊性，特别是经营投资很大，收费很难以较大的幅度提高，加上经营体制又没有进行必要的改革，使得这两个行业的总资产贡献率分别只有2.78%和2.62%，成本费用利润率分别仅为0.55%和0.73%，整个行业处于保本微利的状态。

表7                    各行业经济效益指数及主要效益指标

资料来源：浙江省第一次经济普查资料。

（二）各种经济类型企业经济效益及其比较

表8是2004年度浙江省各种经济类型企业经济效益及主要指标。按照现行经济效益评价考核指数的高低排列，这些经济类型企业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梯队是联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经济效益指数在300以上；其他企业和股份有限公司为第二梯队，经济效益指数在222至265之间；剩下的其他类型企业为第三梯队，这些类型企业经济效益指数除外商投资企业略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之外，都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综合指数居后三位的是私营企业、股份合作企业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分别只有134.4、139.8和140.9。

表8               各种经济类型企业经济效益指数及主要效益指标

资料来源：浙江省第一次经济普查资料。

乍一看，各种经济类型企业经济效益的差异十分明显，最高的联营企业经济效益指数相当于最低的私营企业2.4倍。但是进一步分析则会发现，那些经济效益指数居前列的经济类型企业一些效益指标并不突出，有的指标还很不理想，如联营企业的流动资金周转次数居各种类型企业末位，经济效益指数列第三位的其他企业的成本费用利润率只有2.84%，大大低于其他各种类型企业。它们的经济效益指数之所以名列前茅，关键在于其突出的劳动生产率。联营企业、国有企业和其他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分别高达37.3、29.3和21.9万元，分别相当于全省平均水平的5.6、4.4和3.3倍，由这一项指标就可以得到经济效益指数分值225.8、177.8和132.5，分别相当于其经济效益综合指数的70.8%、58.3%和50.0%。这意味着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对经济效益综合指数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由此也说明经济效益综合指数的计算方法存在着一定的不合理性，需要加以改进。

长期来，在一些人心目中，总认为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相比，产权不明晰，缺乏激励和约束机制，管理粗放，因而效率比较低。但是，根据上述资料，撇开劳动生产率指标对经济效益综合指数的过分扩大和扭曲因素，总的来看，国有企业（包括一些国有股份有限公司）的经济效益要比私营企业（包括一些股份合作企业）高。例如，在各种经济类型企业中，国有企业的总资产贡献率、流动资金周转次数和产品销售率都是最高或次高的，资产负债率则是较低的；相反，私营企业的许多指标都处于后列甚至末位。如何看待这一现象？我们认为有几点值得注意：首先，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国有企业改革步伐加快。整体素质已有明显提高。在1993—1997年间，按当时国家统计局制定的6项指标考核的经济效益综合指数，国有企业低于非国有企业，而且在这期间国有企业经济效益指数下降幅度最大，但通过多年的改革，这种状况已经得到明显改变。其次，经过“收缩战线、加强重点”的战略性改组，国有企业的布局和结构得优化。尽管国有企业数量由1998年的1753家减少到2004年的573家（其中有些国有企业改造为国有股份公司），却使国有资产从分散的中小企业向大型企业集团、从低效的劣势企业向高效的优势企业、从一般竞争性领域向需要由国有经济发挥作用的战略性领域集中，达到了集中力量、保障重点、提高效率、增强竞争力的目的。再次，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以住宅、汽车、城市基础设施为代表的消费结构升级趋势十分明显，需求异常旺盛。而目前国有工业企业主要集中在资源开采和加工、基础原材料、大型设备制造等领域，如钢铁、建材、化工、机械、石油加工、煤炭、电力等行业，钢铁、建材、化工、机械等行业都是为住宅、汽车、城市基础设施等产业提供中间产品的行业，它们的快速增长又进一步带动了煤炭、电力、石油加工等原材料工业的高增长。所以国有企业集中的行业正是支撑这一轮经济快速增长的高增长产业群。可见国有企业经济效益较好，与消费结构升级、发展阶段演进也有一定关系。当然，在肯定国有企业整体经济效益较高的同时，也要看到仍有不少国有企业处境艰难，竞争力较弱。2004年，在537家国有企业中，亏损企业达到224家，亏损面高达41.7%。

另一方面，私营企业经济效益水平较低，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一是最近几年来，私营企业数量急剧增加。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由1998年的2252家迅速增至2004年的24036家，短短6年时间增长近10倍。如此迅猛的发展，难免鱼龙混杂，部分私营企业效益较低，影响私营企业的整体效益水平。事实上，浙江私营企业的蓬勃发展，是由无数私营企业的失败铺垫而成的。二是浙江私营经济存在着产业层次低、产品档次低、技术含量小、组织规模小、市场定位不高、管理素质较低、自主开发能力弱等长期积累的问题，生产经营普遍具有低成本、低价格、低技术、低收益、低附加值的特征，直接制约了其经济效益水平的提高。三是对私营企业的某些政策歧视和不公平待遇依然存在。在一些行业和领域，或者不允许私营企业进入，或者进入的门槛比较高。私营企业在土地、资金、能源、人才等方面也面临着比其他企业更多的供给限制和瓶颈制约。所有这些都影响私营企业的经济效益。四是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为了少交税、怕露富，私营企业总是有意无意地少报利润等数据，财务资料失真，这也多少会低估其经济效益指数。

（三）各市经济效益及其比较

全省各市工业经济效益水平不平衡。从2004年经济效益综合指数看（见表9），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的有杭州、湖州、宁波和绍兴4个市，丽水、台州、温州、金华、衢州、嘉兴、舟山7个市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其中以杭州市为最高，经济效益综合指数为167.6，以舟山市为最低（125.6），最高市经济效益指数相当于最低市水平的133%。

表9                    各市工业经济效益指数及主要效益指标

资料来源：浙江省第一次经济普查资料。

各市工业经济效益水平的高低，与产业结构、发展水平、自然条件相联系。总的看，经济总量较大、发展水平较高的市，工业经济效益水平一般较高，反之亦然。如杭州、宁波工业经济效益指数分别居全省第1和第3位，舟山、衢州工业经济效益指数则分别居全省倒数第1和第3位。但也并不完全如此，如工业经济效益指数排第2位的湖州市，经济总量并不大；在省内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丽水市，工业经济效益指数却居全省中等偏上水平。

从分项的效益指标看，经济效益指数列全省之首的杭州市，7项效益指标中，总资产贡献率、资本保值增值率、资产负债率、流动资金周转次数、成本费用利润率5项指标均未达到全省平均水平，但由于该市全员劳动生产率和产品销售率2项指标居全省第一，特别是其劳动生产率明显高于全省平均水平（比全省高出56%），仅此一项指标计算的经济效益指数得分值就比劳动生产率列第二位的市多出17.8分，这再次证明我们前面一再强调的劳动生产率指标对于左右经济效益综合指数的过于扩大作用。经济效益指数列全省第2位的湖州市，总资产贡献率、资本保值增值率、流动资金周转次数、劳动生产率分别列全省第2、3、2、3位，资产负债率、产品销售率也好于全省平均水平，只是成本费用利润率略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宁波市总资产贡献率、成本费用利润率2项指标居全省首位，资产负债率、流动资金周转次数、产品销售率3项指标略好于全省水平，另外2项指标略低于全省水平，因此经济效益综合指数排在全省第3位。列经济效益指数第4位的绍兴市，除资本保值增值率居全省第2位外，其他指标都不突出也不落后。

再来看那些经济效益指数落后的地区。舟山市工业经济效益低表现在多方面。7项效益指标除劳动生产率略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其他6项指标均居全省末位，难怪该市经济效益指数特别低。嘉兴市经济效益指数居全省倒数第2位，主要是由于劳动生产率、成本费用利润率和总资产贡献率较低，以及资产负债率较高所致，相反，该市资本保值增值率却居全省首位。排在全省经济效益指数倒数第3位的衢州市，劳动生产率排在全省第2位，这项指标得分值比许多市要高出10分以上，但因为总资产贡献率、成本费用利润率、流动资金周转次数较低，拖了整个经济效益指数的后腿。与此相对照的是温州市，该市劳动生产率居全省最后，但成本费用利润率、流动资金周转次数、总资产贡献率较高，使得该市经济效益居于全省中等偏后位置。

（四）企业组织规模与经济效益

不同组织规模企业经济效益的比较，是经济学家感兴趣的一个议题。许多文献从规模经济的角度，得出经济效益与企业组织规模成正比的结论。那么浙江省工业企业的情况是如何呢？我们且让数据说话吧。

表10列出了2004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按组织规模分组的经济效益指数及主要效益指标。从中可以看到，经济效益指数与企业组织规模成正比。2004年，大、中、小型企业经济效益指数分别为211.0、164.6和136.1，小型企业经济效益指数分别相当于大型企业和中型企业的65%和83%。从分项效益指标看，除各种规模企业资产负债率非常接近、小型企业资本保值增值率比大中型企业高和小型企业流动资金周转次数比中型企业略高外，其他4项指标都呈现出效益水平与企业组织规模成正比的状况。

表10                 不同组织规模企业经济效益指数及主要效益指标

资料来源：浙江省第一次经济普查资料。

不同组织规模企业的效益指标中差异最大的是劳动生产率。2004年，大型企业劳动生产率相当于小型企业的3倍，中型企业劳动生产率也要比小型企业高出70%。其次是成本费用利润率，大、中型企业分别相当于小型企业水平的138%和133%。总资产贡献率也按企业规模呈梯级递减，大、中型企业分别比小型企业高出13.5%和12.0%。流动资金周转次数和产品销售率两项指标，大型企业都比较高，中型企业和小型企业则相差无几。

企业组织规模与经济效益成正比或正相关，主要基于以下事实和假设：（1）企业规模越大，劳均资本规模越大，劳动生产率就越高，这一现象在制造业中表现的更为明显。（2）在目前的浙江，通过多年的改革，国有投资（控股）项目主要集中于垄断性、资源性或高利润的大型企业，正如前面在分析主要行业和各种经济类型企业经济效益中所指出的那样，它们的经济效益往往是比较高的。（3）在那些必要资本量大的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性行业，如电子、电气、机械、化工、医药、冶金等行业，大中小企业之间的竞争条件差距较大，规模经济效应十分明显。（4）小企业在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特别是由于各级政府之间的多重委托代理关系和考核机制（如政府领导与大型企业扭亏接对子、各地纷纷提出进入全国或全省500强企业的奋斗目标等），地方政府相继出台许多“扶大扶强扶优”政策措施，使小企业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5）大中型企业统计基础比较好，经济效益数据不容易低估，甚至不排除个别大中型企业为了争创“最大企业”、“名牌产品”等荣誉而出现虚报浮夸现象。相反，小型企业却存在大量低报利润等问题。

有意思的是，资本保值增值率这个指标，大型企业与中型企业相当接近，而小型企业最高。资本保值增值率是期末所有者权益与期初所有者权益的比率，它反映了企业净资产的发展速度，是反映企业发展能力的主要指标之一。这说明尽管小企业总体经济效益水平不如大中型企业，但浙江小企业的活力和发展能力还是很强的。正是那些分散而又活跃的小企业的蓬勃发展，才创造了在全国引人瞩目的“浙江模式”。从这个意义上，用形象的语言来描述浙江企业规模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可以说：“大（企业）有大的难处，小（企业）有小的长处”。

三、提高工业经济效益面临的挑战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工业经济效益总体水平呈上升的态势，但其间有过曲折波动，总的提高幅度并不大，以资金利润率、成本费用利润率为代表的一些效益指标甚至还不如改革开放前的水平，用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衡量标准，浙江工业粗放增长的特征依然十分明显。因此，将浙江工业发展从提高速度为中心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努力实现工业增长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已变得十分紧迫。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浙江提高工业经济效益面临新的挑战。

（一）要素成本上升与经济效益

跨入新世纪以来尤其是2004年宏观调控之后，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一轮周期上升期，土地、能源、水资源和原材料供应趋紧，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都表明维持了20多年的生产要素低成本的状况正在发生重大改变：（1）能源方面。国际油价从2004年开始大幅攀升，由30美元/桶上升到最高时的70美元/桶。电力价格也不断上升。2006年与2003年相比，全省燃料动力类价格上涨45.2%，年均上涨13.2%。（2）原材料方面。部分原材料尤其是金属类价格大幅上扬。2006年与2003年相比，有色金属材料和电线类购进价格上涨96.7%，黑色金属材料类价格上涨22.2%，化工原料类价格上涨22.1%。（3）土地方面。由于供需矛盾日趋尖锐，用地成本呈逐年上升态势。据估计，全省工业建设项目用地实行招标拍卖、挂牌出让（租赁）方式供应后，工业用地成本至少将上升2倍。（4）劳动力方面。近几年来一些地方“民工荒”的出现及其引发的工资成本提高，反映了随着农民收入的提高和城市生活费用的上升，劳动力成本呈明显上升的态势。2006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人均劳动报酬比2003年增长29.8%。（5）人民币升值方面。近两年，人民币对美元的比率持续提高。到2006年3月5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7.7403，这意味着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累计升值幅度已接近4.8%。此外，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后，许多产品的出口退税率都有不同程度的降低。这些都增加了浙江工业企业的出口成本。

工业经济活动总是以成本收益的估价和比较为基础的。如果不能带来足够的新增利润，则要素成本的上升必然挤压收益的空间。2006年，我国人均GDP超过2000美元，浙江人均GDP接近4000美元。人均GDP的提高是一把“双刃剑”，不仅意味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同时意味着要素成本的上升、低成本优势的削弱乃至高成本时代的来临。这必须带动剧烈的结构调整，而受影响最大的是人均收入水平较高、资源要素瓶颈制约较大的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包括浙江省。由此，要素成本上升对浙江工业经济效益提高的冲击将是全局性和基础性的。

（二）需求结构变化与经济效益

多年来，浙江工业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经济效益的提高，依赖于需求的快速增长。而需求增长主要来源于几年一个轮次的消费结构升级所带来的消费和生产热点。改革开放以来相当长时期内，以轻纺产品、一般日用消费品为代表的需求增长相当旺盛，加上为纠正改革之前片面追求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而导致农轻重比例关系失调的状况，国家采取了鼓励发展轻型化的一些政策措施，这样的需求结构和政策环境，对轻型化结构最典型的浙江工业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全国轻工业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43.1%上升到1997年的49.0%，浙江也由60.2%上升到62.7%。

但是，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需求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我国新一轮经济增长主要是由住宅、汽车、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电子通讯等拉动的，并带动了为其提供中间产品的钢铁、机械、建材、化工等行业整体性高增长，进而又刺激了它们的上游产业煤炭、电力、石油等行业的需求扩张。根据可借鉴的国际经验和我国的实际情况，住宅、汽车、城市基础设施这一批新增长点作为主导产业继续保持20年左右的高增长是有可能的。也就是说，产业结构重型化的趋势将会延续相当长一个时期。我国需求结构的变化及由此带来的产业结构重型化，对轻型化结构突出的浙江工业来说，一定程度上出现了“错位”。这就意味着，在目前的需求结构下，浙江工业（尤其是轻型加工业）出现规模意义上（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经发生的需求爆炸）新增长点的机会将减少，相应地，依靠新增长点的更替，以外延扩张方式拉动工业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益提高的空间将显著缩小。要保持浙江工业经济效益的继续提高，必须寻找新的推动力量。

（三）市场竞争加剧与经济效益

改革初期，浙江工业经济效益之所以比较高，资金利税率甚至高达30%以上，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竞争不充分的结果。当时国有企业一统天下，既无竞争对手，又皇帝女儿不愁嫁，无产品滞销积压之虞。上世纪80年代，浙江乡镇企业崛起，面对尚未改革的“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国有企业“纸老虎”，加上当时内地工业尤其是内地民营工业企业尚不发达，外资企业数量不多，所以市场竞争并不激烈。

但经过2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目前市场竞争已趋于白热化：一是国内市场国际化。中国已成为“世界工厂”和第二大引进外资国，跨国公司大量进驻中国，本土企业面临跨国公司“真老虎”的竞争。二是其他省份特别是内地企业蓬勃兴起。这些地区土地和矿产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并且在招商引资和鼓励本地企业发展方面采取更加优惠的政策，从中长期看，对低成本优势削弱后的浙江工业企业构成了竞争压力。三是在石油加工、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矿采选、冶炼及压延加工、烟草制品、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医药化工等行业被大型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垄断的情况下，浙江多数民营企业尤其是小企业进入的往往是投资不大、技术简单、产品易于模仿的传统产业领域，导致低水平的过度竞争。据经济普查资料，2004年纺织业企业有1.99万家，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企业8276家，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企业6272家，塑料制品业企业1.42万家，金属制品业企业1.16万家，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企业1.40万家，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企业9956家，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企业7112家。如此众多企业的“拥挤竞争”，必然产生竞相压价的恶性竞争。据浙江省企业调查队对全省规模以下工业企业的专项调查，认为“行业内部过度竞争”是影响企业发展的主要问题的占到被调查企业的39.5%。[6]又据浙江省中小企业局对全省工业小企业的问卷调查，有70.3%的小企业认为本企业的主营业务存在竞相压价现象。[7]竞相压价也使浙江许多工业企业的出口产品价格几乎接近成本，既缺乏对外商的谈判能力和出口效益，又不断遭受反倾销的冲击，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例如，2005年浙江出口的化纤染色布和印花布，每米平均售价仅为0.8—0.9美元，袜子平均每双0.21美元，领带平均每条1.6美元，利润已经微乎其微。[8]

（四）企业社会责任与经济效益

长期以来，浙江工业企业低生产成本是一种不完全的生产成本，它建立在低资源价格（资源产品的定价没有将资源使用或开采所造成的环境成本、资源不合理使用以及对后代人产生的资源基础不完整因素考虑在内）、低劳动价格（压低、克扣和拖欠工人工资、劳动者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劳动时间长、劳动条件差、生产安全隐患多）和高环境污染的基础上。虽然企业实现了利润最大化，但带来严重掠夺资源、劳资关系紧张、生态环境严峻等问题，因而是不可持续的。

近几年来，在落实科学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落实企业社会责任的呼声日益高涨。作为一种国际普遍认同的理念，企业社会责任要求企业在创造利润、为股东利益负责的同时，还要承担对社会（包括消费者、员工、社区、环境）的责任。企业是社会的细胞，离开社会资源，没有社会稳定，企业的发展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有一个好的环境，企业也难以生存。因此，企业积极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是社会进步、文明的标志。但这必然会增加企业一定的生产经营成本，给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带来相应的压力。2005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管理费用达到883亿元，比2000年增长1.8倍，年均增长22.8%，浙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管理费用占全国的比重由5.8%上升到8.1%。浙江工业企业管理费用之所以大幅度增加，相当程度上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结果。据浙江省统计局开展的专项调查资料，2005年与上年相比，被调查的96家企业劳动、失业、养老和医疗保险费用增长23.2%，矿产资源使用费和土地使用费增长93.6%，排污费增长28.6%，工会经费增长28.0%。这些支出约占管理费用的20%。

总之，要素成本上升，需求结构变化，市场竞争加剧，企业社会责任，都对提高工业经济效益带来了全新的挑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浙江作为人均收入水平较高、轻型化结构最典型的经济发达地区，作为以民营中小企业为主，低成本、低价格竞争特征明显，同时争取在落实企业社会责任方面走在前列的省份，由此受到的挑战和影响，以及今后提高工业经济效益的艰巨性要超过其他地区。从横向比较看，过去多年浙江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在全国各省市区中一直名列前茅，2003年仍居第5位，2004年降至第16位，2005年和2006年进一步降至第27位和第29位，就足以说明了这个问题。

四、提高工业经济效益的若干对策建议

（一）加快增长方式的转变，真正把工作重点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浙江工业经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快速增长。工业高速增长带来了物质产品的琳琅满目、居民生活的不断改善和国内地位的迅速提高。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这个时期工业经济仍然沿袭着“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率”的粗放增长方式，工业经济效益并不理想。同时还应该看到，浙江工业发展的条件和环境已经发生重大变化，要素成本上升、需求结构变化、市场竞争加剧和企业社会责任等带来的严峻挑战，对浙江来说，今后发展的关键，恐怕主要不是工业增长速度问题，而是工业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工业经济发展战略思想的根本性转变，必须要有相应的配套措施跟上去。为此，要在全省上下切实改变订高指标、盲目攀比速度、层层分解产值的做法，以便留出较大的余地，保证工业经济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能够从容地进行。要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实改变注重地区工业经济规模和增长速度排位的观念和做法，把注意力放在减少消耗、降低成本、提高效益、节约资源、保护环境、追求长期可持续发展上。要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要在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金融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干部政绩考核改革、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等方面取得实质性的突破，以消除影响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效益提高的体制障碍。

（二）加快工业经济结构的调整，提高浙江工业的整体素质

工业经济效益主要是由两方面决定的：一是工业结构合理性决定的宏观资源配置效率，二是由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决定的微观营运操作效率。这意味着，浙江工业经济效益的提高，很大程度上在于推进工业经济结构的调整。工业发展条件和环境的重大变化，客观上也要求浙江工业必须以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业素质、增强产业竞争力为主要目标。随着要素成本上升和低成本优势的削弱，以及我国产业结构重型化的趋势，浙江工业经济结构的调整应着重从以下几方面加以考虑：一是“升上去”。特别是在全省举足轻重的轻工产业、传统支柱产业，要通过市场创新、组织创新、技术创新、品牌创新和建立供应链及分销网络，转向产业链的较高层次，谋求新的竞争优势。二是“新发展”。要大力发展电子信息、生物和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等高技术产业，同时适当发展一些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重工业，特别是积极发展装备制造业和临港重化工业。三是“转出去”。对于那些倚重低成本无法转型和升级、在省内又没有产业配套优势的产业和企业，有必要寻找新的低成本区域，转到省外去生产。考虑到浙江资源紧缺和近几年外来人员大量增加的状况，必须加快低端制造业向外省转移，以“跳出浙江发展浙江”拓展发展空间。四是“淘汰掉”。对于那些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产业，既无力实现技术改造和升级，又难以向省外转移，“高不成，低不就”，处于“夹在中间”状态的产业，要以“腾笼换鸟、凤凰涅槃”推进结构调整。

（三）深化体制改革，解决妨碍工业经济效益提高的深层次问题

长期以来浙江工业主要是数量扩张型增长，而不是质量效益型增长，究其原因，归根到底是体制问题。体制问题不解决，人不尽其才，物不尽其用，资源配置和日常经营的损失浪费不可避免，经济效益状况也不可能有根本的好转。深化体制改革，一是要继续深化国有工业企业改革，进一步改进国有大企业的股权多元化和治理结构，健全国有大企业经营业绩考核体系和国有资产重大损失责任追究制度。二是鼓励非国有企业特别是私营个体企业进行治理结构改造，克服和减少短期行为，增加长期行为，提高管理水平。三是强化市场竞争，抑制和消除行业垄断，对各类合法的经济主体一视同仁，使他们能够公平竞争，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优胜劣汰作用。四是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资源性产品价格管理机制。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大量的资源浪费和误配置现象，原因在于价格过低，不能正确反映资源稀缺状况。要通过理顺土地价格形成机制、利率市场化、改革汇率制度、提高电、水、汽、油和矿产资源价格，使价格“到位”和价格“正确”，有效地激励节约、减少浪费。五是加强和改善政府对企业的微观管制。以节约利用资源和提高资源综合利用为核心，明确和严格各行业节能降耗和资源综合利用的标准规范、市场准入条件、发展目标、实施方案和相关政策措施，促使企业眼睛向内，励精图治，严格管理，挖掘潜力，遵守节能降耗和资源再利用标准，杜绝“跑冒滴漏”现象，真正走提高经济效益之路。

（四）加快技术创新尤其是自主创新，提高工业的利润空间

技术创新是初级需求引致的中低水平数量扩张高潮后、要素成本上升情况下提高工业经济效益最重要的选择之一。过去20多年浙江工业的增长模式，是以较低水平的需求和产业结构为背景，以低技术、低成本、低价格、低收益为特征。在“先占市场”和“自主创新”之间，大多数企业不论在追求效益的动机上，还是在实际能力上，往往选择前者而不是后者。随着要素成本上升，低成本优势趋于削弱，以中低技术占领市场的空间日趋缩小。因此，企业盈利的保持和增加，经济效益的提高，都需要通过创新来增加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加快技术创新尤其是自主创新，一是要完善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政策法规和其他制度建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特别是在那些对创新有显著需求的领域，要通过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而给创新者提供激励。二是进一步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加快培育和发展具有持续创新能力的创新型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加大研究开发投入力度，鼓励和支持企业从制造环节向核心技术研发环节拓展，建立企业研究开发中心，研究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提高技术集成能力。三是推进品牌大省建设。浙江许多民营企业在初创时期，实力不强，牌子不响，大多走过“贴牌”生产的路子，不失为一条求得生存的权宜之计。但贴牌只能赚取微薄加工费，没有自己的品牌，永远只能为他人作嫁衣。在品牌附加值日益提升的新形势下，必须致力于自主品牌的打造，着力培育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自主品牌，推动“浙江制造”向“浙江创造”转变。四是加强风险投资市场体系的建设，使创新者能够及时得到与其风险和收益相对应的资金支持。同时，在符合国际惯例的前提下，政府可以在税收、财政补贴等环节对自主创新的研发活动给予支持，发挥政府在前沿性重大项目、共性技术项目的组织、带动和协调作用。

（五）加快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降低工业的交易成本

发展现代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形成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更加紧密的互动关系，促进建立在专业化分工基础上的生产外包、现代物流、信息支持和辅助服务，是降低工业企业交易费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工业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途径。为此，一是要加快发展服务业，逐步提高服务业占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使三次产业结构向二、三产业并重发展转变，增强服务业吸纳新生劳动力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争取使服务业成为今后就业增长的主要支柱，以减轻对工业就业的压力，为提高工业生产率和经济效益创造条件。二是要大力发展各种企业辅助服务业包括对企业的技术咨询、信息提供、广告、商品检验、设备维修、租赁、会计、审计、法律、商业和金融服务等，促进生产专业化和产品质量、售后服务的改进，对提高工业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作出间接贡献。三是积极发展现代物流、营销网络、电子商务、技术推广、商贸会展，强化交通、通信、城市公用事业等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为工业的集聚生产、规模经营和现代化提供必不可少的外部经济和生产支持系统。四是大力发展教育事业特别是职业技能教育、素质教育、技术培训，为工业发展和经济效益提高提供高素质的人力资源。                   

课题组负责人:  张雪玲

课题组 成 员:  张雪玲

执     笔:  张雪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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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张雪玲、王杰《改革以来浙江工业经济效益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信息》199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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