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课题在借鉴现有区域经济研究成果和理论方法的基础上，结合浙江省区域经济环境和条件，认真分析和客观评价浙江经济发展中已有的经济比较优势、努力寻找和深度挖掘浙江经济发展中潜在的经济比较优势，突出浙江省区域经济发展与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目标的内在一致性和协调性，揭示浙江省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与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中可能发生的磨擦与冲突，防患于未然，以确保浙江省全面小康社会建设进程沿着可持续发展的正确轨道顺利前进。

一、浙江经济的传统优势及其面临的挑战

浙江省地处长江下游金三角，东临东海，北邻上海、江苏，是我国的经济大省。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浙江省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特别是近年来，许多主要经济社会发展指标一直居于全国前列。以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例，改革之初的1978年，浙江省国内生产总值123.7亿元，列全国第12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31元，列全国第16名。而第一次经济普查结果显示，到2004年全省共完成国内生产总值11648.70亿元，列广东、山东、江苏之后全国第四；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4787元，列上海、北京、天津之后也居全国第四。浙江经济的快速发展，引进了社会各界的广为关注。经过一年多的实地考察和分析比较，我们一致认为，浙江经济过去二十年的辉煌，得益于“非公有经济——块状经济———专业市场”三位一体的内源型经济，这也是浙江省最具代表意义和区域特色的传统优势。

（一）浙江经济的传统优势——三位一体的内源型经济

我们之所以把近二十年来浙江省经济的辉煌归源于“非公有经济——块状经济——专业市场”三位一体的内源型经济，是因为这种经济发展的源动力是根植于千家万户的非公有经济形式。在深入剖析浙江省经济时我们发现，这种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内源型经济，是包括所有制形式、管理体制、发展环境、乃至政府服务等在内的一个庞大的经济系统。该系统从经济主体上看，非公有的个体劳动者是这种经济发展和管理的主体；从产权关系上看，采取民有、民管、民营、民享的非公有形式；从运行机制上看，它适应市场经济瞬息万变的经济环境，机制灵活，市场适应性强。浙江经济就是在这样的外部环境下，根据当地的产业优势，自我创业、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着力发展家庭工业、加工业，并通过户带户、村带村，逐步向“一村一品”、“一乡一业”的集中连片经营拓展，形成了基础在一家一户、规模在千家万户的产业集群，形成了块状经济形式。这些块状经济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又依托政府的指导和支持，形成了数以百计的大型专业市场。这样，非公有经济、块状经济和专业市场在政府的宏观调控、监督引导、公共管理和主动服务所形成的良好外部环境中，周而复始、良性循环，最终成就了浙江经济过去二十年的辉煌。

1.    非公有经济——体制优势　　

浙江省非公经济的发展在全国起步早、发展快，具有十分明显的区域特点。浙江省的非公有经济、特别是其中个体经济的发展是浙江改革开放成功的标志，也是兄弟区域非公有经济发展的典范（见表1）。

表1                 第一次经济普查单位与个体经营户的地区分布

资料来源：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从国务院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公布的调查数据可以看出，在我国第二、三产业基本单位的个体经营户地区分布中，浙江省的个体经营户在全国各大区域中数量最大，排名第三。并且，与排名第一、第二位的山东与河南非常接近，因此区域特点和优势十分明显。如果从产值角度看，浙江省的非公有经济对浙江经济的贡献更大。

据全国第一次经济普查数据显示，在全省生产总值中，公有制经济增加值为4160亿元，占37%，比上年下降3.5个百分点；非公有制增加值为7083亿元，占63%，比上年上升3.5个百分点。浙江省的GDP总值扩大了40倍，而同期国有（包括其它公有制）经济的产出总额只扩大了4倍。换句话说，浙江的经济增长中绝大部分来自非公有经济成分的扩张，非公有经济对浙江经济的贡献功不可没。统计数据显示，到2006年，浙江省非公有经济在GDP中的比重已达70%以上（见图1）。

浙江省的非公有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其它区域相对比，呈现出四大亮点：

第一，“原生化”的起源。浙江的非公有经济具有“原生化”的特点。浙江非公有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以乡村贸易和个体工商户为主要形式的发展阶段。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发表后，浙江非公有经济迎来了第一次飞跃。1991年与1997年相比，全省经工商登记注册的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分别由100.3万户和1.1万家增至153.2万户和9.2万家，非公有经济增加值由1990年的141亿元增至1997年的1564亿元，占全省GDP 的比重由15.7%上升到33.7%；党的十五大以后，浙江非公有经济进入了以混合所有制为主要形式的发展阶段，到2002年，私营有限责任公司达7467家，私营独资企业2252家，经济增加值占GDP 的比重达到了47.1%，到2006年，浙江省非公有经济在GDP中的比重已达70%以上。从这个发展过程可以看出，浙江的非公有经济是真正的源自体制之外的新增力量。

第二，多方位的发展路径。除了少数垄断性行业和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外，浙江的非公有经济几乎涉及到了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在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领域更为集中。浙江省的国有经济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的公共服务领域（如邮电通信业、金融保险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等公共服务行业等），以及工业中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及垄断性经营行业中。这一现象说明，在浙江省，国有经济已经基本上退出了竞争性领域，集中于具有公共性质的服务和行业上，成为经济发展的服务者和维护者，而不是主导者和领跑者。非公有经济成为浙江省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和贡献者。

第三，依托市场的发展战略。浙江非公有经济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自然资源有限的巨大阻碍。但依托于浓厚的商业观念，浙江人创造性地发展出了不依靠自然资源而主要依靠手工工艺的“专业市场”。“加工业＋专业市场”的战略，不仅有效解决了资源约束问题，而且形成了一个良好的互动关系，大大推动了区域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进一步增强了区域经济活力，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块状经济”，进而使浙江发展成为市场大省。

第四，重点突出的产业选择。浙江的非公有经济虽然几乎涉足工业各领域，但重点相对集中。现有浙江规模以上非公有经济总产值中制造业所占比重达到99.4%。在制造业内部，非公有经济又主要集中于纺织业、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普通机械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金属制品业等行业。在全国30个制造行业大类中浙江非公有经济实现利润比重超过10%的有22个，超过20%的有8个行业，其中化纤、纺织、服装、皮革比重超过30%。

2. 块状经济[2]——集群优势

浙江农村工业化的典型方式是依靠非公有经济的力量。我们知道，就单个非公有经济的实力来说，受资金、技术和人才的限制，通常势单力薄，在市场经济激烈的竞争中并不占优势。这也是许多兄弟省份非公有经济发展中遇到的最大困难。但浙江省的非公有经济是通过集群形式出现的，这就给这些非公有经济注入了生机和活力。正如美国的国际竞争战略权威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中强调指出的那样：一个国家在国际上成功的产业，其企业在地理上呈现集中的趋势。

2004年经济普查结果显示，全省每百人拥有工业企业数为1.84个，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5倍；每平方公里土地面积分布工业企业数不清8.3个，比1995末增加了1.8，密集程度居全国之首。浙江省各地的这些工业企业根据其资源状况、经济基础和产业传统，因地制宜发展起来的产业集群具有鲜明的结构特色和竞争优势。有关方面的估计，目前浙江省现已形成规模不同的产业集群3000多个，年产值达到4500多亿元。这些产业集群区创造了浙江制造业50%以上的产值、近60%的税收、70%的出口总量和80%的就业岗位，同时也创造出了浙江半数以上GDP总额，成为浙江经济发展最明显的区域特点。这正验证了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亨顿的观点：“新经济”的立足点在于形成产业群，从而获得速度、质量、灵活性、知识和网络等方面的竞争优势。

浙江省的非公有经济在产业集群过程中，生产某种产品的若干个同类企业，以及为这些企业配套的上下游企业，以及相关的服务企业，高密度地聚集在一起，他们从“一村(或镇)一品”起步，经过无数次产品档次的提升，形成了相当大的产业规模，构成了“块状经济”的明显特色。从总体上看，浙江省的“块状经济”具有以下区域特点：

（1）产值比重迅速增加，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力军。2005年，“块状经济”工业总产值18405亿元，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60%以上。即全省工业经济总量中，高达六成的份额来自于“块状经济”，区域特色和经济优势十分突出。

（2）区块规模显著扩大，增强区域市场竞争能力。2005年，浙江省工业总产值1亿元以上的“块状经济”有360个。从全省519个区块的产业规模看，每个块状经济的平均总产值已超过10亿元。在产值上亿元的360个区块中，总产值10-50亿元的区块有134个，50-100亿元的区块有51个，100亿元以上的区块有44个（见表2）。

（3）产业涵盖面广，渗透到绝大部分制造业。浙江省的“块状经济”在31个制造业的统计大类中，除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烟草制品业和武器弹药制造业等3个制造业外，均有“块状经济”存在。

（4）产业结构不断演进，有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在“块状经济”所在的28个制造业中，近年来产业比重上升的有16个，产业比重下降的有12个。产业比重上升的主要是资金及技术密集程度较高的产业，产业比重下降的多数属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一变化，顺应了产业升级的一般规律和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要求，也体现了“块状经济”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的积极效应。

表2      浙江省2005年“块状经济”产值规模分布[3]

资料来源：浙江省“块状经济”发展报告。

3. 专业市场——扩张优势

“块状经济”是浙江经济明显的区域特色，在浙江经济发展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块状经济”如果只局限在区域范围内的空间集聚，就可能失去对外拓展的能力和机会。但浙江人恰恰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一发展机会，在产业集群的过程中及时地培育和发展专业市场，使浙江经济在自身不断壮大的基础上，积极向外拓展。大大提高了浙江省在国内外市场的知名度和竞争力。浙江人从培育市场起步，促进专业市场、特色产业和中小城镇联动发展。各专业市场在竞争中由政府带队、名家领衔，显示出其勃勃生机。浙江省的专业市场种类多、规模大、综合能力强、辐射范围广，商品交易范围基本覆盖生活、生产资料的所有领域，被誉为中国“市场大省”。市场成交额、超亿元市场数、单个市场成交额3项指标连续多年居中国榜首。特别是义乌小商品城、绍兴轻纺城等一大批在全国都有影响力的专业市场涌现出来后，浙江成了闻名全国的市场大省。

浙江省的专业市场不但发挥了推进企业产品销售和产业升级的重要载体作用，而且大大促进了农村工业化、商品化、城镇化进程，增加了地方财政收入，富裕了当地群众。

体制优势、集群优势和拓展优势三位一体，形成了浙江经济发展中最为突出的传统优势，这种优势的源泉在于扎根本土，枝盛叶茂。这样的经济形式伴随着创业过程而产生的以发展自我为目标的创业环境、人文精神、价值观念，具有很强的凝聚力，为浙江经济的曾经的辉煌提供了内源动力。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入，浙江经济发展中的传统优势正在不断减弱。“非公有主体—块状经济—专业市场”三位一体的内源型经济受到了来自方方面面冲击和挑战。于是出现了对浙江经济发展模式的许多争论，有人说，浙江经济过去二十年的辉煌依靠的是“民本经济”，这种在市场经济发展初级阶段的小打小闹终究不能长久，浙江经济的神话已经消失、浙江经济的光环正在退去，浙江很难在现有基础上取得突破性的发展，继续保持其经济大省的地位。浙江经济的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二）浙江经济面临的挑战

1. 非公有经济——先发性体制优势趋于弱化

浙江的非公有经济总体规模较大，但其在浙江经济发展历史中主要占居的是先发性的体制优势，市场综合竞争能力并不强。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竞争的加剧，这种先发性的体制优势正在逐步消失。具体表现有：

第一，组织规模相对较小，拓展空间有限。“不以善小而不为”是一种浙江精神。浙江人是以经营小商品起家的，浙江省非公有企业的组织规模一般具有散、小、低的特征，其在浙江经济中的作用主要是通过企业数量的增加来达到经济总量的扩张。由于非公有企业具有产权边界清晰、组织结构简单、管理成本低廉、决策灵活等优点，在改革初期享尽了先发性的体制优势。但浙江的非公有企业大多数是民间资本经原始积累自然演化而来，企业制度普遍带有典型的传统家族企业特性。随着改革的深化、生产规模的扩大、经营领域的拓宽、技术层次的提高、市场竞争的加剧，原有的先发性的体制优势正在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非公有企业管理中的“家族情结”、决策失误、“内耗”效应、人才壁垒、管理瓶颈等因素的困扰。尽管近几年也出现了一些规模较大的非公有企业，但这些企业在资产规模、整体实力和竞争能力方面都无法与国际上同行业大企业和国内公有企业相抗衡。而且，图一数据显示，2006年全省非公有经济创造的GDP在浙江省国内生产总值中已经占到七层以上，这一比例在全国是最高的。因此，在我国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经济体制下，浙江省非公有经济的发展空间已经十分有限。

第二，行业分布不均匀，过渡竞争导致集群优势减退。由于受市场准入和起步条件等限制，我省非公有经济主要集中于第二产业的工业领域。从工业内部行业分布看，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制造业是工业的基础，也是国际竞争力的集中体现。高度发达的制造业，是衡量区域经济综合实力和现代化水平最重要的标志。 21世纪前20年，制造业仍将是浙江现代化建设的支柱。与第一、三产业相比，制造业更多地依赖于技术创新。也就是说，制造业的发展更需要新产品开发能力、技术创新能力。而以非公有经济为主体的浙江制造业，虽然已经具有了明显的劳动成本经济比较优势、市场需求优势、体制创新优势、沿海区位优势和较好的制造业基础。但企业普遍自主创新能力较弱，企业竞争主要局限于产业内部低成本竞争，影响企业综合竞争能力的提高。

第三，技术含量不高，传统优势难以得到保护。浙江的非公有企业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增长方式仍属粗放型。产品主要是居民日用消费品、纺织品和普通的五金、电器等产品。这些产品档次不高、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也较低。这样的行业易进入，技术易模仿，结果造成企业数量多、规模小、产品雷同。不少企业技术进步缓慢，劳动生产率提高不快，难以形成持久的竞争力。多数企业只能依靠规模扩大来获得经济回报。但由于浙江资源本身就相对贫乏，受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与瓶颈制约，经济效益提高难度大，要实现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并非轻而易举的事。因此，这种低成本的传统优势越来越难以得到相应的保护，非公有经济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

2. 块状经济——低层次集群引发过渡竞争，高标准入市阻挡准入门槛

美国著名战略管理学家波特在关于产业集群问题研究中预言：“当一个国家把竞争优势建立在初级生产要素时，它通常是浮动不稳的，一旦新的国家踏上发展相同的阶梯，也就是该国竞争优势结束之时。”在课题研究中我们发现，波特关于产业集群的理论正在浙江得到应验。改革开放伊始，浙江经济的发展就表现出其鲜明的个性——具有专业化分工协作的集群经济。但正当产业集群因其先进性被其它地区竞相仿效的时候，这一模式的弊端也开始显现。就总体上说，浙江块状经济目前还处于发展的低水平阶段，产业层次低、产品档次低、市场定位低、企业素质低等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块状经济有不同的产业层次，像美国加州"硅谷"的软件、西雅图的飞机、底特律的汽车及零部件等处于产业的较高层次。与之相比，浙江省目前的块状经济大多属于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业，产品的科技含量不高。如前所述，浙江省最近几年虽然已经通过大企业开始构建产业链，但通常这些产业链都比较短，深加工能力弱。如绍兴的纺织业，中间织造环节很大，但前道的机械制造、制丝纺纱和后道的印染整理、服装加工等能力都很弱，只能生产一些大众化的面料。在目前十分重视的园区建设方面，目前也还缺乏整体规划，呈现名目繁多，布局过散，规模过小的特点。而且，从目前浙江省块状经济发展的现状看，这种现象还无法很快地从根本上得以解决。其阻力主要来自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就制度管理而言，产业集群，或称集群经济的效率主要来自于企业之间先进技术的转移。当生产同类产品的许多企业集中在一起之后，任何企业在创新、管理或操作方式上的改革，都会很快被其它的企业模仿。因为集聚在一起的企业往往是资本有机构成比较低的领域，资金门槛、技术门槛都比较低的行业。同时，这些企业生产的大多是同类产品，在工艺和技术上有很大的相似性，因此模仿同类企业先进技术的成本十分低廉，见效也相当快。这时，由于市场保护和激励不足，制度管理不完善，这些某些企业的先进技术很快就会被其它企业模仿。由于新技术的研发需要大规模投入，并要承担成本的风险，而他的竞争对手则不需要。久而久之，这些企业也就失去了新技术和新工艺研发的积极性，最终导致多数企业技术进步缓慢，劳动生产率提高不快，难以形成持久的竞争力。部分企业日益陷入低水平过度竞争而难以自拔，最终导致集群经济中企业间的恶性竞争或向下的价格竞争，使得集群效应形成的成本优势消失殆尽。

其次，就国际环境而言，由于外部规模经济效应，劳动力低廉、生产成本低、出口价格优势明显是浙江省块状经济发展的传统优势。但面对WTO的各项贸易规则，我们的产品面临的反倾销压力越南来越大。如欧盟出台的"CR"法规，全面禁止温州玩具型打火机进入欧洲市场。另外，技术性贸易壁垒问题也日趋严重。按照《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为维护国家基本安全，保护人类健康，保护动植物生命，保护环境和出口产品质量等，实施技术法规、标准、合格评定程序。发达国家更是通过制订强制性环境技术标准和法规，对国外产品进行准入限制。浙江受现有生产技术、原材料和检测设备的限制，包括纺织品在内的许多块状经济产品一时很难达到发达国家过高的技术标准，这将严重影响浙江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市场。

3. 专业市场——内外夹击举步维艰

在浙江，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是一对孪生兄弟。许多生产商、销售商对浙江的专业市场情有独钟。以中国轻纺城和中国小商品城为支撑的绍兴纺织业和义乌商贸业的发展，使绍兴和义乌成为浙江最发达的县市；嵊州的领带生产占据全球总量的80%，使得嵊州成为世界上最活跃的领带交易市场……。但现在，这些伴随着浙江各个行业成长起来的专业化市场正在面临着来自于内、外部的双重压力，它们要想在夹缝中得以重生，可谓是举步维艰：

首先，来自于省外同类市场迅猛崛起的挑战。近年来，我国东北、华北及中西部地区学习浙江省的办市场经验，积极采取优惠的政策措施，利用销地优势，千方百计培育发展本地专业市场，涌现了辽宁西柳、石家庄南三条、河北新华、山东临沂等位居全国十强行列的商品批友市场。省外同类市场的迅猛崛起，分流了浙江专业市场的客货源，削弱了浙江市场的集散功能。而且它们中间的一些专业市场与浙江专业市场相比，具有产品档次高、区位条件较优的比较优势。

其次，来自浙江专业市场建设自身素的挑战。浙江省一大批原有的专业市场， 从总体上看规模小、档次低。经营方式仍以经销、代销为主，产品大多数为低档商品，市场素质提高不快。从市场总体看，许多专业市场缺少系统的经营推广，物流基础薄弱，商圈不断萎缩，急需升级改造。而部分新建的专业市场又由于没有科学的市场布局规划，缺乏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手段，重复建设的情况时有发生。在“建一个市场，兴一片产业，旺一地经济，富一方百姓”的口号激励下，许多乡镇和县级地方政府产生了盲目投资建市场的冲动，有的甚至把建市场数量的多少当作衡量官员政绩的一个主要标准。市场“集聚”过了头，导致许多市场空置或半空置而产生资源浪费。更为严重的是，重复建设导致商品分散、信息集聚优势弱化，使专业市场最为基本的信息优势受到了威胁。一批集散型市场也由于缺乏当地强有力的产业支撑，在剧烈的市场竞争中，对商品的集散能力迅速下降，呈现出萧条萎缩的趋势。

面对日益严峻的经济形势外部环境，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和科学评价我们所处的客观环境，用发展的眼光和要求重新认识自己的区域经济比较优势。

二、经济比较优势的内涵和测量原则

（一）经济比较优势的具体内涵

最早提出经济比较优势理论的是亚当·斯密。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对经济比较优势原理作了生动形象的说明：在狩猎社会，有二个人一开始都是既打猎又造弓箭，后来其中一人发现自己更擅长造弓箭，于是就专门造弓箭换猎物；另一个人发现自己更擅长打猎，于是就专门打猎，然后用猎物交换弓箭。如此一来，两个人就都可以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将“蛋糕”做得更大。

大卫·李嘉图对亚当·斯密的经济比较优势理论进行了发展，提出了比较成本学说。大卫·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一个国家（不管其经济发展水平如何），在其生产过程中都只要生产自己在成本上具有优势的产品，然后与其他国家交换即可，而并不需要面面俱到。例如，有甲、乙两国，其中甲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这两个国家都以生产呢绒和葡萄酒为主的。很明显，甲国生产这两种产品较之乙国都有成本优势。但对甲国自身而言，生产呢绒的优势更为突出，于是甲国可以集中资源更多地生产呢绒；乙国虽然两种商品的生产效率都不如甲国，但相对而言生产葡萄酒的效率更高一些，于是乙国可以更多地生产葡萄酒。然后，甲、乙两国的产品通过市场彼此交换，双方乃至整个社会都可以从中得到更多的好处。

后来，瑞典经济学家俄林在亚当·斯密经济比较优势理论和大卫·李嘉图比较成本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比较利益原则。俄林在其要素禀赋理论中认为，各国之间基于经济比较优势和比较成本而产生的贸易，归根结底是缘于各国资源条件的差别。因此，各国应充分发挥自己的资源优势，以期通过国际贸易获得更多的利益。

在系统学习和深入调研的过程中，结合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区域研究的特点，我们对经济比较优势的科学内涵提出了以下界定标准，该标准为整个课题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研究思路。

1. 经济比较优势是一种综合的相对优势

亚当·斯密最初提出的比较优势属于单一的相对优势，重点强调的是其客观存在性。如上所述，打猎是狩猎社会最基本的生存条件，但打猎必须要有相应的捕猎工具。相对而言，每个人在制造捕猎工具和捕捉猎物中的效率总是不同的，有人比较擅长于制造狩猎工具——在制造捕猎工具方面存在相对优势；而有人则更擅长于捕捉猎物——在捕捉猎物方面存在相对优势。于是比较擅长制造捕猎工具的人就提出用自己制造的捕猎工具去交换它人捕捉到的猎物，甚至不惜用较多的捕猎工具去换取相对较少的猎物。但在整个交易过程中，交易双方的最终目的是一致的——使自己获得猎物得以生存。捕猎工具在这里只是捕捉猎物的手段，并不是目的。也就是说，当人们的生存需求得到满足后，捕猎工具对猎人没有任何经济意义。

但在以交换为目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则不同，交换本身就是目的，因为通过交换能够获得经济利益。这些经济利益除了满足生存需求外，更多的是财富的积累。而财富积累与生存需求具有完全不同的特性：财富积累是无限的，而生存需求是有限的；财富积累的边际效益是递增的，而生存需求的边际效益是递减的；人们在追求财富时通常以经济人身份出现，其欲望是无度的，而人们在追求生存是通常是以自然人出现，其欲望是有度的。因此，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作为现代经济决策依据的经济比较优势应更多地体现在创造、积累财富方面的优势。而这样的经济比较优势必须是集传统优势、比较成本、比较利益于一体的综合优势。在这里，传统优势是前提，没有传统优势就没有比较成本可言，当然也不可能获得最终的比较收益；比较成本是手段，传统优势只有通过比较成本才能得以确认和体现；比较收益是目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在交换中实现其最大的经济利益，传统优势和比较成本如果不能带来最终的比较利益是没有任何现实经济意义的。

在课题研究中我们发现，目前很多利用经济比较优势理论对区域经济的研究成果中，大都把重点集中在传统优势本身，认为传统优势就是经济比较优势，忽视了区域传统优势在市场的实现手段和最终结果。我们认为，这不仅影响了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比较优势理论体系的完整把握，也降低了经济比较优势理论对现实经济决策的指导作用。

2. 经济比较优势是一种双重的相对优势

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无论其经济发展水平如何，也无论其资源条件状况如何，客观上都存在着相对的优势，但经济比较优势中的相对优势必须是双重的。即:这种优势不仅是相对于自身条件而言,更重要的是相对于交换对方而言。也正是从这意义上说，传统优势就不一定是经济比较优势。因为传统优势的相对性只是相对于自身而言的，这样的优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一定能通过市场交换获得比较利益。因此，我们认为，这样的经济比较优势在区域经济研究中存在很大的水份。虽然，从社会角度分析，任何个人、企业、地区或国家，都存在一定的优势，但区域的优势只有在市场上得以实现时，才具有实际意义和市场价值。

基于经济比较优势双重相对性原则，一个企业、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成功的关键不仅在于能够准确地发现和把握自己的传统优势，更在于要不失时机地将自己的传统优势及时转化为市场需求，并通过比较成本优势在市场交换中得以实现，最终获得比较利益。如劳动力资源，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相对于自身比较落后的资金和技术条件，是客观存在的一种经济比较优势。但从低技术劳动力生产优势来看，因为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处在这种“经济比较优势”阶段。因此，如果这种经济比较优势不能被合理利用，并通过比较成本在市场交换中得以实现，它只能造成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低成本过渡竞争，这种竞争带给生产者的只有极其低下的利润空间。从整个社会层面看，这样的经济比较优势其实已经名存实亡，毫无现实意义。

3. 经济比较优势是一种动态的相对优势

经济比较优势通常是与社会生产密切结合在一起的。我们知道，用于社会生产的生产要素有初级生产要素和高级生产要素之分。与之相适应，社会的生产结构也有低级与高级之分。以初级生产要素为主的社会生产，其产业结构层次相对较低，而以高级生产要素为主形成的社会生产的产业结构层次相对较高。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必然会从较低层次向较高层次演进。推而广之，伴随着产业结构的演进，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比较优势也必定会从以初级生产要素为主的、较低层次的经济比较优势向以高级生产要素为主的、较高层次的经济比较优势演进。我国传统意义上对经济比较优势的研究，更多强调的是在劳动力资源、自然资源等方面的经济比较优势，这种经济比较优势的作用通常在产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时表现得比较明显，属于较低层次的经济比较优势。

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由于资金严重匮乏和技术相对落后，因此最初往往只能是选择那些劳动比较密集的产品来生产，他们的这些产品常常在生产成本上具有明显优势，并在市场交换中表现出很强的竞争力，也能因此占有最大的市场份额，进而拥有最大的利润空间，资金很快被积累起来。但以劳动力成本或天然资源为经济比较优势的产业，通常都是进入门槛不高的产业，因而会吸引更多的进入者。当越来越多的企业被这类产业所吸引时，原有的优势就会逐渐消失，其竞争能力也会日渐削弱乃至消失。但此时，他们的资源禀赋也已经开始发生变化，资本从稀缺转为相对充裕。因此，它们的经济比较优势也开始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化，最终集中到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高级生产要素。这种生产要素与初级生产要素不同，其最大特点是具有功能创新的能力。它不仅可以节约资源、降低成本，充分发挥较低层次生产要素的经济比较优势；还可以创造出日益短缺的初级生产要素的替代品，缓解资源短缺矛盾；更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提升品牌质量，提高产品附加值和竞争力。这样，较低落层次的经济比较优势也就逐步完成了它向较高层次经济比较优势转化的过程，社会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也相应得到了提升。因此，我们必须适时适度地走出较低层次的经济比较优势，及时挖掘和发现高层次的经济比较优势，并不失时机地将变种经济比较优势转化为市场需求，促使经济比较优势升级换代的尽快完成。我们绝不能一味陶醉于自己自然资源、成本或既有的你层次经济比较优势而不能自拔，否则就有可能使自己陷入经济比较优势陷阱[4]。

事实上，从改革开放至今，我省的资源禀赋已经发生了悄然的变化。一些原来单纯或较多使用劳动力的企业开始提升其资本和技术水平，从手工业作坊走向了现代化的企业。这些企业产品的资本和技术含量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经济比较优势的重点正慢慢发生变化。

（二）经济比较优势的确定原则

根据上述我们对经济比较优势内涵的定义，经济比较优势应该是集传统优势、比较成本和比较利益于一体的综合优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优势必须通过市场竞争才能得以实现。因此，经济比较优势的确认必须与市场竞争优势的基本要求相适应。

根据美国肯尼迪学院迈克·波特教授的研究成果，竞争优势由四个要素组成：第一，必须充分利用本国有优势的资源，即要素价格比较低的资源；第二，必须发展国内有比较大市场的产业；第三，所发展的产业在国内必须形成产业群聚；第四，所发展的产业在国内必须是竞争的。迈克·波特教授对竞争优势的研究与我们对经济比较优势内涵的界定标准十分吻合。在迈克·波特关于竞争优势的四大要素中，充分利用既存的优势资源是前提，其他三点则是充分利用优势资源的结果。因为只有充分利用优势资源的产业，才有可能在低成本高效益下形成产业群聚，也只有这样的产业才有可能在国内形成充分竞争的产业[5]。

因此，我们把是否具有传统优势、可否显示比较成本和能否获得比较效益作为判别经济比较优势的三个基本标准，并确立了确定和测量经济比较优势的五大基本原则：

第一，科学性原则。

所谓科学性原则是指，测量经济比较优势的指标要能充分包括、准确反映传统优势、比较成本和比较效益的全部内容。指标的经济意义要明确、计算单位要合理、测算方法要标准、结果的可比性要强。 在整个研究、分析过程中，我们主要采用了现代统计分析的方法，是借助于统计分析软件得出相关分析结果。虽然统计分析软件的设计是先进的、数理依据是科学的，但却可能与我们的研究目的相偏离。因此，在数据处理过程中，我们要十分重视测量指标经济含义的准确和计量单位对分析结果的影响。

第二，相对性原则。如上所述，经济比较优势是一种相对优势，这种相对性不仅体现在自身的经济条件中，更要在交换对象和交换过程中有所体现并最终得以实现。这就是说，经济比较优势首先应该在自身经济条件中存在相对比较突出的自然优势、资源优势、环境优势、人才优势等，并且这种经济比较优势必须找到最佳的比较对象，并通过市场交换得以转化为比较利益。我们在研究过程中，一般是通过区域指标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较，确立其相对优势的地位。

第三，可测性原则。市场经济是一种符号经济、利益经济。从客观上说，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就其经济内部而言，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还是资源禀赋条件，都存在着局部性的差异，但这些差异并不都是经济比较优势。只有当这种相对优势的差异累积达到一定程度、并将这些差异通过比较成本带来比较利益时，才能认定为经济比较优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是成本还是利益都可以通过货币进行测量。因此，经济比较优势作为市场竞争的重要手段，其具体内涵必须具有可测性。我们在分析过程中，尽量避免主观因素对分析结果的干扰和影响，用数据直接揭示分析对象的本质差异。

第四，动态性原则。经济比较优势既是一个结果，又是一个过程。对任何一个区域而言，经济比较优势在一定时期内是相对稳定的。但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各种生产要素和资源条件总是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的。因此，区域经济比较优势的内涵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因为客观上，同一个区域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对生产条件和环境的要求是不同的；并且，各种生产要素本身也是处于发展变化中的。因此，从发展的角度上，区域的经济比较优势不只是现阶段的优势，还要在较长的时间里存在潜在的发展空间。也就是说，区域经济比较优势必须有可持续发展能力。只有建立在可持续发展基础上的经济优势、只有与产业结构演进要求相适应的经济优势、只有有利于促进经济在更高层次上增长的优势才是具有现实意义和市场价值的经济比较优势。这样，动态指标的优点就凸现出来了。我们在分析中大量使用了动态分析指标，以反映事物的发展趋势和未来特点。

第五，层次性原则。管理学大师迈克尔·波特把经济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廉价劳动力、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驱动发展阶段”；第二阶段是大规模投资、改善技术装备成为支撑经济发展主要因素的“投资驱动发展阶段”；第三阶段是创新能力及其水平成为驱动经济发展主要动力的“创新驱动发展阶段”；第四阶段是“财富驱动发展阶段”。从总体上说，目前浙江经济正处在第二阶段向第三个阶段过渡的阶段。但经济发展阶段之间是无法截然分离的，从较低层次的经济发展阶段向较高层次的经济发展阶段过渡是一种趋势，是历史的必然。因此，从经济比较优势角度分析，虽然相对于以自然资源和成本为主要内容的初级生产要素而言，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高级生产要素所体现出来的经济比较优势更具有时代意义和市场价值，但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这两种经济比较优势是同时存在的。因此，我们既不能一味地陶醉于较低层次的经济比较优势而无法自拔，也不应盲目追求较高层次经济比较优势而影响较低层次经济比较优势的充分发挥。

三、浙江省经济比较及其评价

（一）经济比较优势测量的主要内容和基础指标

区域经济比较优势测量的主要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基本情况。

1. 区域经济活动条件

（1）人口条件

对区域经济发展而言，人口规模是最重要的因素。人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源动力。人首先是消费者，但人同时又是生产者。人口规模一方面对区域的自然条件和资源状况产生压力，同时通过消费对区域经济发展形成动力。考虑到人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双重身分，更考虑到可持续发展战略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我们选择耕地对人口的支撑指数、人均住宅建筑面积指数、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每百人中拥有大学生数四个基本分析指标，综合反映区域人口的生存、就业和发展状况。

首先，从人的消费者身份出发，我们选择了耕地对人口的支撑指数[6]、人均住宅面积指数二个基本分析指标。在大量区域经济已有研究成果中，常采用人口规模和人口自然增长率指标反映区域人口的基本状况。但我们考虑，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条件下，源于对我国人口规模现状的考虑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分析区域人口条件时，除了考虑人口绝对规模外，更应该考虑区域自然条件、经济条件对人口的承载能力。民以食为天，吃饭问题是人最首要的生存条件。因此，我们决定用耕地对人口的支撑指数来综合反映区域自然条件对人口规模的支撑程度。耕地对人口的支撑指数是常用的人口对耕地压力指数的倒数，这样变换的目的是为了保持分析指标在方向上的一致性。耕地对人口的支撑指数＝区域人均耕地面积/全国人均耕地面积*100%。其比值大于１说明区域耕地对人口有较好的支撑，人口规模相对合适；反之，说明区域耕地对人口规模的支撑存在压力，人口规模偏大。人均住宅面积指数反映的是区域居住条件对人口的满足程度。对区域人口的生存而言，居住与吃饭同样重要。人均住宅建筑面积指数=区域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全国人均住宅建筑面积*100%。指数大于1，说明区域居住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反之则说明区域居住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其次，从人的生产者身份出发，我们选择了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每百人中拥有大学生人数[7]二个指标，分别从人口的就业条件和文化素质两方面反映区域劳动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对区域经济而言，劳动力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直接推动者和贡献者，考虑到劳动力本身和劳动者对家庭的负担情况，我们选择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指标作为区域劳动力资源和利用状况的基本分析指标。进而考虑到从总体上说我国的经济发展已经由粗放经营方式逐步向集约经营方式转变，因此，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直接动力的劳动力除了其数量规模外，其质量方面的要求必将日益提高。因此，我们选择了每百人中拥有的大学生数量指标来综合反映劳动力素质及发展状况。当今的市场竞争归根到底是创造能力和创新能力的竞争。这种创造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有赖于高等教育的发展。高等学校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基地，是提升一个国家或区域经济竞争能力的保障和关键。而每百人中拥有大学生人数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区域劳动者受的教育的程度。因此，一个区域接受高等教育人数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综合反映了区域的劳动者文化素质水平。

（2）资源状况                   

每个区域经济的发展都是建立在自身固有的资源条件之上的，区域固有的自然资源存在一定的不可再生性，这种不可再生性决定了它们的有限性。特别是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今天，如何保持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平衡协调已经成为举世瞩目的跨世纪课题。资源条件对区域经济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如果资源充足且利用合理，就有利于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反之，必将成为区域经济发展最大的制约因素。为了反映区域经济发展的资源承受能力，我们选择了社会生产过程中主要能源和黑色金属矿产中最主要的石油、煤炭和铁矿基础储量作为基础分析指标，据此再分别计算出区域储量占全国总储量的比重指标[8]，用于分析比较区域资源条件的相对丰富程度。

（3）市场环境

市场环境直接影响到人们选择定居、企业选择区位和外商选择投资等一系列区域经济活动，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区域市场的发展主要可通过区域人流、物流和信息流三方面反映。我们选择了人口密度指数、人均拥有道路面积指数、光缆密度指数[9]、微波密度指数[10]、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指数五个指标。

人口密度是反映区域人气高低的基本分析指标，区域人气的高低在市场经济发展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从区域经济角度分析，区域的人口规模和土地面积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区域经济的发展受制于本区域范围内所拥有的生产条件和生产要素。如果区域人口规模与土地面积相适应，区域经济就能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总体部署下长期、持续、稳定地健康发展。否则，区域经济即使在短期内取得较大的发展，最终也必将因违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而被淘汰。我们用人口密度指数作为分析区域人气状况的基本指标。人口密度指数=区域人口密度/全国平均人口密度*100%。如果指数大于1,说明区域人口相对密集,人气较旺；反之，说明区域人口相对稀疏，人气相对不足。

人均拥有道路面积指数、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指数、光缆密度指数、微波密度指数属于市场环境中的基础设施部分。区域的基础设施是保障区域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的基本条件，是区域赖以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基础设施的好坏直接决定着区域的经济系统运转的质量。基础设施主要包括交通、通讯和通信的便利程度三个方面。我们相应选择了人均拥有道路面积指数、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指数、光缆密度指数、微波密度指数四个指标。

人均拥有道路面积指数和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指数反映的是区域出行方便率。俗话说,想要富先修路，区域道路条件和出行条件不仅直接影响区域货运和客运规模，还是外商投资首要考虑的外部硬件条件。人均拥有道路面积指数和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指数都是用区域人均数据与全国平均水平对比形成的比较相对指标，用这两个指标可综合反映区域本身道路、出行条件以及在全国的相对地位。其中：人均拥有道路面积指数=区域人均拥有道路面积/全国平均拥有道路面积*100%；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指数=区域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全国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100%。

通讯和通信条件是市场条件下商品生产和流通的重要媒介，也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趋势和方向。市场经济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符号经济，这些符号大部分要通过通讯和通信来实现。因此，我们用区域长途光缆线路长度和长途微波线路长作为基础指标，并与全国平均水平对比计算出光缆密度指数、微波密度指数两个指标，以综合反映区域通讯条件和数字化管理的基本情况。

2. 区域经济活动结果

根据国际通用的SNA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最能综合反映区域经济活动成果的指标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区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标不仅能直接反映区域经济活动的成果，还是我们分析、计算其它许多分析指标的基础。因此，我们首先根据区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资料与全国平均水平进行对比计算出人均生产总值指数指标，用以综合测量区域经济活动最终成果及其在全国的相对地位。

基于现行国内生产总值计算中存在很多缺陷，我们选择了与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相适应的若干指标，对其进行补充。这些指标包括人均财政收入指数、第三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资本形成率（投资率）、区域居民储蓄存款占全国居民储蓄存款总额的比重、经济增长波动幅度、亿元以上市场所占比重、进出口额占全国比重、居民消费水平指数、最终消费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年游人量所占比重、客运比重、外商直接投资发展速度、货物周转量所占比重。

人均财政收入指数的高低是评价区域人均财政收入在全国财政收入中地位和作用的重要指标。人均财政收入指数是由区域人均财政收与全国人均财政收对比得到的比较相对指标，指标值越大，说明区域人均财政收入水平越高，区域对国家财政的贡献也相对越大；反之，说明区域人均财政收水平低于全国人均财政收水平，区域财政对国家的贡献相对较小。

第三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是评价区域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高低的重要分析指标，也是判别区域居民生活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根据产业结构演进的规模，随着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演进，第一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率应该不断下降，而第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率应该不断上升。这一产业结构演进的规律被称为配第-克拉克定律（见图2）。

图2显示，随着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它必将从农业国向工业化国家演进，最后实现城市化和现代化。而在经济结构的演进过程中，三次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将发展根本性的变化：在农业国时期，三次产业比重分布呈现倒三角形状，第一产业的比重超过了二、三产业比重之和；而到了工业化阶段，第二产业所占比重明显上升，超过第一产业；一个国家进入城市化的标志是第三产业所占比重迅速上升，超过第二产业，在三次产业中占最大比重，三次产业比重分布开始呈现正三角形状；而当第三产业所占比重超过第一、二产业所占比重之和时，就意味着现代化的实现。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还证明，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大小，对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有着其它生产要素无法替代的作用：

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和固定资产投资反映了区域的资本实力和增长后劲。居民储蓄存款是区域资本形成的重要资金来源，区域居民储蓄存款占全国居民储蓄存款总额的比重越大，说明区域资本形成的潜力和发展空间也越大，区域经济发展的资金保障能力就越强。而资本形成和固定资本规模的扩大，是社会扩大再生产的条件，区域资本形成率（投资率）越高，说明其经济发展潜力和发展后劲越大。

经济增长波动幅度是衡量区域经济发展平衡程度的指标。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是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标志之一。过渡的经济波动一方面破坏了经济长期稳定的内在机制，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从而影响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另一方面加大了宏观经济运行的潜在风险，经济过热往往导致通货膨胀，经济过冷又会造成高失业率。因此将经济增长的波动幅度控制在较小的范围内是保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经济增长变动幅度是本年经济增长率与上年经济增长率之差与上年经济增长率的比值。

平均工资指数、居民消费水平指数、最终消费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这四个指标不仅反映了区域活劳动的成本，更是区域居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标志。居民平均工资的提高，一方面标志着居民生活水平的上升，但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区域活劳动成本的提高。活劳动成本的上升又会引发区域物价水平的总体上涨。因此，平均工资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是双向的。不断提高居民日益增长的生活水平和质量是我们经济建设永恒的主题和终结目标，因此，正确处理居民平均工资上升与区域经济活动效益之间的关系，是区域经济发展中十分重要的问题。

外商直接投资发展速度、进出口额占全国比重、亿元以上市场所占比重、年游人量所占比重、客运比重、货物周转量所占比重这六个指标反映的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外向程度。贸易是区域经济增长的动脉，区域贸易规模的扩大是地区经济向外扩散的重要标志。但区域经济的外向度不同于国家，它的外向度分为两个部分：面向国际的开放程度以及对国内的其他区域的联系程度。我们用外商直接投资发展速度、进出口额占全国比重来综合反映区域面向国际的开放程度；我们用亿元以上市场所占比重、年游人量所占比重、客运比重、货物周转量所占比重综合说明区域对其它区域的开放程度。

3. 区域经济活动效益

效益是投入与产出的比较，我们选择了六个相关指标，它们是：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所占比重、劳动生产率、流动资产周转次数指数、总资产贡献率指数、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指数、城镇新增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指数。

劳动生产率是本年国民经济生产总值与该年全社会就业人员的比值,它反映了我国单位社会就业人员创造GDP的能力，是最综合的活劳动经济效益评价指标。流动资产周转次数指数、总资产贡献率指数、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指数和城镇新增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指数则反映了资本的使用效益。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所占比重是一定时期内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例，它反映规模以上经济工业附加值率的高低和工业生产的中间消耗水平。一般而言，工业增加值率高，表明规模以上工业投入产出效益越高，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区域经济的增长效益，也是经济可持续能力强弱的标志。

（二）比较经济优势测量指标体系的构建和数据处理方法

在区域比较经济优势测量指标选取时，最初我们选择了69个基础指标。考虑到分析结果的可比性和综合评价的有效性，我们对基础指标进行了标准化统计处理。具体处理时我们主要从三方面着手：

第一，把反映区域经济比较优势的各类指标与全国平均水平进行对比，计算相应的比较相对指标。比较相对指标采用无名数形式，剔除了测量指标由于计量单位不同对评价结果的影响。由于我们在计算比较相对指标时，都是以全国平均水平为基数的，因此，这些指标的指标值越大，说明其实际水平相对于全国平均水平越具有优势；反之说明其实际水平相对于全国平均水平不占有优势。这就直接说明了区域指标在全国的相对位置，可直接用于测量和评价区域的经济比较优势。所以，比较相对指标是我们首选的区域经济比较优势测量指标，只要有可能，我们尽量利用比较相对指标进行分析。

第二，由于资料的限制，基础指标中的少部分指标无法得到其相应的全国平均水平或先进水平指标（如石油、煤炭等资源的基础储量），因此无法计算出相应的比较相对指标。此时，我们选择了用结构相对指标近似代替。从区域经济研究角度分析，结构相对指标在说明区域经济比较优势方面虽然不如比较相对指标直接（包含了区域自然条件的不可比因素），但从其在总体中所处的相对地位角度分析，也能较好地说明区域的相对地位，这与我们的研究目的基本一致。因此，在无法取得相应的比较相对指标时，我们考虑用结构相对指标代替。

第三，为了保证测量指标在综合评价时方向上的一致性，确保分析结果的直接可比，我们在测量指标选取时，在确保测量指标的经济含义具体明确的前提下，对基础指标中的部分反指标进行了适当的变换（如：将人口对耕地压力指数通过取倒数的形式转化为耕地对人口的支撑指数），所有经济比较优势的测量指标统一采用正指标形式——指标值越大，说明区域相对优势越明显；指标值越小，说明区域比较优势相对较弱。

经过以上三个方面的统计处理和调整，我们原来将依据对区域经济比较优势的认识、特别是课题组对区域经济比较优势内涵界定选择的69个基础指标综合成经济含义更明确、针对性更强、可比性更高、操作性更好的34个指标，（见表3），从区域经济活动条件、区域经济活动成果和区域经济活动效果三个方面对区域经济比较优势进行具体测量，在对各区域经济比较优势进行量化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综合排序，最终计算出其在全国的相对排名，以作进一步的分析。

表3                   浙江省经济比较优势测量指标体系[11]

（三）对比较经济优势测量指标体系科学性、合理性的统计检验

用SPSS软件进行统计检验时要求分析指标指标名称长度不能超过四个字，因此，我们把表三指标进行规范化处理。考虑到表三34个测量指标中，可能有一部分指标间会存在自相关的现象，这样就可能影响到分析的结果的可靠性。因此，在没有更多定性判别先验信息的条件下，我们利用现代统计分析方法，通过SPSS软件的聚类分析功能，按照测量指标性质上的亲疏远近程度进行归类处理和统计检验。然后，借助分层聚类谱系图，对34个测量指标进行重新筛选。

首先，我们对反映区域经济活动条件的12个评价指标：人口对耕地的支撑指数；人均住宅建筑面积指数；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每百人中拥有大学生数；

石油占全国总量比重；煤炭占全国总量比重；铁矿占全国总量比重；人口密度指数；人均拥有道路面积指数；光缆密度指数；微波密度指数；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指数进行筛选。我们用SPSS软件的聚类分析功能，得到反映区域经济活动条件指标的分层聚类谱系图(见图3)。

图3：反映区域经济活动条件指标分层聚类谱系图

由图3可知，在反映区域经济活动条件的12个测量指标中，住宅指数、就业指数、道路指数和交通指数可以合并为一类，我们将其称之为空间环境类；而石油比重和铁矿比重可以合并为一类，我们称之为资源类。

我们对归并后的这二类指标，依据其与人均GDP的相关性再进行选择（人均GDP是我们选定指标中最综合反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如果被选指标与人均GDP的相关性越强，其继续被保留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其被剔除的可能性就越大。我们将上述12个指标与人均产值进行了多元相关分析（见图4）。

图4：区域经济活动条件指标与人均产值指标相关系数图

图4结果显示，在空间环境类中，就业指数在该类中与人均产值的相关性明显较低，其线性相关系数仅为0.0085。而住宅指数、道路指数和交通指数与人均产值的线性相关系数均在0.5左右(住宅指数0.5361，道路指数0.4595，交通指数0.4710)，所以，我们首先从该类中删除就业指数指标；在余下指标中，道路指数和交通指数反映的经济内容基本一致，都反映区域经济流动和对外经济往来的条件，两者与人均产值的相关程度相近。但考虑到目前浙江省经济的客观环境，其在对外经济往来和交流中借助的交通工具中，非公共交通所占的比重非常大。因此，我们认为人均拥有道路面积指数能更综合地反映出区域经济的对外经济往来条件和交流环境，故我们删除了该类中的交通指数，保留下了道路指数指标；住宅指数代表的经济内涵与道路状况完全不同，道路指数反映的是区域经济外向发展的条件，而住宅指数反映的是区域人口的生存条件。因此，我们保留下该指标。同样，在资源类指标中，由于区域煤炭和铁矿占全国总量的比重反映的经济内容基本一致，经与人均产值的相关分析，我们删除了相关性较低（-.0499）的石油比重指标，保留了相关性相对较高（-.0577）的铁矿比重指标。

这样，经过筛选后留下的反映区域经济活动条件的指标有9个，它们是：人口对耕地的支撑指数；人均住宅建筑面积指数；每百人中拥有大学生数；煤炭占全国总量比重；铁矿占全国总量比重；人口密度指数；人均拥有道路面积指数；光缆密度指数；微波密度指数。

其次，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对反映区域经济活动结果的16评价指标进行筛选。

根据分层聚类谱系图在反映区域经济活动成果的16个评价指标中，储蓄比重、游人比重、客运比重、市场比重、经济波动、货物比重、外贸比重可以合并为一类，我们称之为市场贸易类。

与反映区域经济活动条件的类指标不同的是，由于该类测量指标直接反映的就是区域经济活动的成果，因此，总体上都与人均产值有较高的相关性。我们首先考虑从该类指标中删除了与人均产值相关性相对较低的经济波动指标（.0759）、市场比重指标（.2694）和储蓄比重（.4213）指标；因为区域经济贸易通常被分为对内贸易和对外贸易，而对区域经济发展而言，对内贸易和对外贸易的作用是不同的。特别是对外贸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力是以乘数级数增长的。因此，我们首先考虑留下最能综合反映区域对外贸易发展情况的外贸比重指标；然后在游人比重（.5818）、客运比重（.6798）、货运比重（.7415）中选择与人均产值相关性最高的货运比重综合代表区域对内贸易情况。

同样，分层聚类谱系图告诉我们，投资率和消费率可合并为一类，因为消费比重与人均产值的相关性（-.4963）明显高于投资比重与人均产值的相关性（-.0354），所以我们将其合并称之为消费类，用消费率代表。

在消费指数、消费价格、工资指数和第三产业归并的一类中，消费指数、消费价格、工资指数反映的经济内容基本相同，我们称之为生活成本类，用工资指数综合代表；而第三产业产业比重反映的是区域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演进的内容，是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标志，必须单独予以保留。

在反映区域经济活动结果指标中经再次筛选保留下来的指标只有8项，它们是：人均产值指数；人均财政收入指数；第三产业比重；平均工资指数、进出口额占全国比重；最终消费率；外商直接投资发展速度；货物周转量所占比重。

最后，我们对反映区域经济活动效益的七个评价指标进行筛选。最终我们采用了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所占比重；劳动生产率；流动资产周转次数指数，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指数四个指标综合反映区域经济活动效益。

这样，经过我们对反映区域经济比较优势测量指标的统计检验和再度综合，最后将区域经济比较优势指标压缩为以下21个具体测量指标（见表4）。

表4                      区域经济比较优势测量测量指标

（四）对浙江省经济比较优势的具体测量

根据上述区域经济比较优势测量指标，我们借助现代统计分析中的主成份分析，对区域经济比较优势进行具体的测量和评价。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步：提子因子，确定描述数据所需要的因子数及其计算方法。

我们用SPSS软件得到主成份分析结果如下（见表5）。

根据主成份分析的要求，主成分的特征根要大于1,方差累计贡献率为70%-85%就可以了。从表五我们看到，第一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只有40.7%，根据多元统计分析的要求，不能把第一主成分作为综合评价区域经济比较优势的标准。但第一主成分、第二主成分、第三主成分和第四主成分的累计方差贡献率已经达到70.8%，基本能代表主要信息了，所以我们选取了四个主成份。

第二步：因子旋转，集中于变换因子使之更好解释（结果见表6）。

当初始因子载荷求得后，一般说来，载荷矩阵A=(a_ij)_p*m的结构比较复杂，不易于因子的解释，这时候普遍采用的方法是进行因子轴的旋转：使得矩阵A中各列元素向更小（0）和向更大（1）两极分化，但保持同一行中各元素平方和（共因子方差）不变。通过因子轴的旋转，可求得较易对公共因子命名和解释的结果；通过因子轴的旋转，同样可使新的因子更具有鲜明的实际意义

从表6可知，转轴后的因子系数有了较为鲜明的集中趋势和现实经济意义：

在第一个因子中，因子载荷绝对值比较大的指标主要有五个，它们分别是：人口密度指数、光缆密度指数、人均产值指数、人均财政收入指数和劳动生产率指数五个指标。这些指标基本上都是反映经济发展环境和成果的指标，因此，我们把第一个因子命名为经济环境和成果因子。

在第二个因子中，因子载荷绝对值比较大的指标主要有四个，它们分别是：第三产业比重指数、平均工资指数、最终消费率和流动资产周转次数指数。根据这些指标的实际内容，可以认定第二个因子主要反映的是区域经济活动质量和生活质量方面内容的，因此，我们把第二个因子命名为经济质量因子。

根据因子载荷的大小，第三个因子主要是由人均拥有道路面积指数来确定的，显然第三个因子主要反映了区域交通条件，因此，我们把第三个因子命名为交通因子。

第四个因子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指数、外商直接投资发展速度，反映了区域经济活动成本和对外吸引力，因此，我们把第四个因子命名为成本和对外吸引力因子。

第三步：计算每一个case的因子得分。

首先，计算F₁、F₂、F₃和F₄各主成份得分。

我们借助因子分析的数学模型进行分析。因子分析的数学模型为：X=AF+ε，其中X=(X1,X2,…,Xp)＇是可实测的ｐ个指标构成的ｐ维随机变量，F=(F1,F2,…,Fm)是指标X的公共因子，即降维后用以反映X的综合指标。Ａ为因子载荷矩阵，其元素a_ij为因子载荷，表示第ｉ个变量在第ｊ个公共因子上的负荷，反映了第ｉ个变量在第ｊ个公共因子上的重要性。ε为X的特殊因子，ε中包含了随机误差。在实际分析中，由于公共因子

能反映原始变量的相关关系，用公共因子代表原始变量时，更利于描述研究对象的特征。因而往往反过来将公共因子表示为变量的线性组合，即F=BX，称为因子得分函数，其公共因子得分可通过载荷矩阵与相关系数矩阵得出。更具体一点的，可以写成：F_j=b_j1x₁+b_jpx_p，(j=1,2,…,m)，由它可以计算出每个样品的因子得分，这样便于对样品进行分类或对问题做更深入的研究。根据上述原理计算的各因子的得分见表7。

其次，确定各测量指标的权重。

在综合评价理论中，权数的决定是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权数分布的差异直接影响到最终的评价结果。

纵观综合评价理论，用于综合评价的各指标权重的确定方法，主要可以分为三类：客观构权法、主观构权法、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构权法。

客观构权法又包括统计分析法和其它数学分析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埃斯特斯（Estes）提出的根据每个指标对某一标准变量的贡献率来确定指标的权重。但如何找出这个标准变量是个不易解决的问题。用数理统计的方法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研究的客观性的成分，提高其科学性。但这种方法受到原始资料在统计分布上的某些限制，当各指标间相关程度不明显时，不适合于使用数理统计的方法。另外，客观构权法在计算过程中不断压缩信息量，有可能导致某些重要信息被错误地淘汰。

主观构权法主要是指由研究者或专家根据自己的主观判断来分配权重。不少学者认为，客观构权法由于受到数据资料和统计方法的限制，存在着一系列理论研究和实际运用中无法解决的难题，迄今为止我们尚未找到一个通用的科学方法来确定权重，因而不妨依靠专家的主观判断来决定各指标权重的分配。但这种方法受专家人选的范围、标准等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不同的专家组合得出的权重分配可能存在很大的差异，这就影响到最终分析结果的科学性、可比性和可信度。

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构权法是在建构权重体系的过程中，综合使用主观构权法和客观构权法，扬长避短，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主观构权和客观构权、理论分析和具体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使指标的权重体系更趋合理化和科学化，特别是更能符合研究者特殊的研究目的和要求。

本课题研究中权数的确定采取的是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构权法。具体地说，各指标权数的确定主要依据各指标在主成份中的方差贡献率，然后结合经旋转后的各因子载荷，最后用经旋转后的第一主成分、第二主成分、第三主成分和第四主成分的特征根占四个特征根之和的比重作为各主成份的权重（见表8）。

最后，确定综合测量评价模型。

据多元统计关于主成分综合评价的理论，我们可以用以下公式来评价各区域经济比较优势：

F= a₁F₁+ a₂F₂+ a₃F₃+ a₄F_4。

其中：F表示各区域的综合测量得分；F₁、F₂、F₃和F₄表示第一主成分、第二主成分、第三主成分和第四主成分的因子得分，而a₁、a₂、a₃和a₄表示各主成份的权重。

根据表八得到的区域经济比较优势测量评价模型为：

F=0.382622F₁+0.287016F₂+0.187344F₃+0.143018F₄

根据上式可以计算出各区域在第一因子、第二因子、第三因子和第四因子上的综合得分，结果见表7。 

表5               区域经济比较优势测量操作指标主成份分析结果

表6                        经旋转后各因子负荷矩阵

表7                   区域经济比较优势评价指标主成份得分

表8                    经济比较优势测量指标权数构成表

（五）对浙江省经济比较优势测量结果的分析与评价

第一，由表5看到，我们从21个经济比较优势测量指标体系中分解出的四个因子，它们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为70.881%，说明了原测量指标体系的绝大部分信息已经被这四个因子解释了，被放弃的所有因子解释的累积方差贡献率仅占不到30%。也就是说，前四个因子提供了原始数据的足够信息，对原测量指标体系有较高的代表性。然而，公因子的提取虽已符合主成份分析的基本要求,但若要进而进行因子分析，其效果并不十分理想，因为在总方差尚有30%左右的方差模型并不能解释。但这并不影我们的课题研究，因为我们的研究目的是评价区域经济比较优势，而不是对区域经济总体水平和所有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如前所述，区域经济比较优势是个相对的概念，它不仅是在本区域范围具有相对优势，而且必须通过比较成本优势实现其比较利益。由于符合经济比较优势的因子必须是本区域对外经济往来中，在全国所有其它区域中比较成本和比较利益相对明显的因子。因此，这样的因子一定会被包含在主要解释因子中，不可能出现在非主要因子中。因此，70.881%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中一定包含了区域经济比较优势的绝大部分内容，从这些因素中我们就能找到各区域经济的经济比较优势了。

第二，从总体排名结果看（见表9），浙江省的经济比较优势综合得分排在上海、广州之后，与江苏省并列排名第三。

从总体上看，我们的研究结果与全国第一次经济普查结果公布的浙江省综合经济实力在全国的排名基本一致（经济普查结果中，浙江省综合经济实力位于全国第四）。这结果一方面说明浙江省在我们选定的这些区域经济比较优势测量指标中，其相对优势非常明显，具体地说，浙江省在经济发展环境和成果、经济质量、区域交通条件、经济活动成本和对外吸引力等方面都具有相对明显的经济比较优势；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选择的经济比较优势指标体系能全面、准确地反映区域经济发展的总体状况，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

表9                    在综合得分中排名的前五位省份

但深入分析后我们发现，根据表九的综合排名、再结合表六经旋转后各因子负荷矩阵可以看出，上海在综合排名和按第一主成份排名中均高居首位，并且其得分在全国31个区域中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这正表现了上海在我国经济上的主导地位——上海作为全国的经济中心，历来就是中国经济最发达、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而在与上海的对比中，浙江省还有很大的差距。虽然浙江省在综合排名中位居第三，但其分值却只有上海的48%。再从各主成份排名情况看，浙江省只在按第三主成份（交通因子）的排名中占绝对优势，位居第一。但从排名前五位的各区域得分情况看，按第三主成份排名的各区域得分分值间的差距相对较小。因此，浙江省虽然排名第一，但其比较优势相对也就较小；而在按第一主成份（环境和成果因子）、第二主成份（经济质量因子）的排名中，浙江省的位次均为第四，落后于它的综合排名位次。从具体分值看，差距更为明显：按第一主成分排名的得分只有第一名上海分值的20%。也就是说，从经济活动环境和经济活动成果上看，浙江省与排名第一的上海有相当悬殊的差距；按第二主成分排名的得分只有第一名广东分值的53 %，这直接揭示出浙江省庞大的经济活动总量背后隐藏着的经济活动质量问题。2004年经济普查数据也显示，我省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为66261.5元/人，明显低落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各省份中排名仅为22名）；而按第四主成分（经济活动成本和对外吸引力）的排名中，浙江省不仅未进入前五名，还落在了十名以外，在31个区域中排名第十二位。这与浙江省经济大省、强省的地位极不适应，与浙江省得天独厚的自然经济环境也极不和谐。从客观经济条件和自然因素角度分析，浙江省今后在降低经济活动成本和增加外向吸引力方面，应该有相当潜力可挖掘，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四、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中浙江经济比较优势的挖掘　

（一）及时提升传统优势的层次，努力把传统优势培育成经济比较优势

我们在成果的第二部分中已经论述过，浙江的传统优势是“非公有经济——块状经济——专业市场”三位一体的内源型经济，它在浙江经济过去二十年的辉煌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从目前我省经济发展现状看，这种经济的产业层次低、消耗资源大、附加价值低,基本仍停留在粗放经营阶段。我省目前的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仍然占最大比重。在二次产业中，又以属于劳动密集型的纺织、服装和零配件等传统制造业为主（第一次经济普查结果显示，浙江省制造业产值占全省总产值43.33%）。因此，在我们选择的区域经济比较优势测量指标中，浙江省在反映这种内源型经济的单项指标上（如亿元以上市场所占比重在所有区域中排名第一、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所占比重排名第四）的得分占明显的优势，但从长远看，这样的经济模式很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通过比较成本，获得持久的比较利益，因此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比较优势。但这种三位一体的内源型经济非常适应于浙江省的经济和社会环境，深深地扎根于这一特定的区域，是浙江经济的传统优势，这是毫无疑问的。因此，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必须要及时地提升区域传统优势的层次，努力把这种传统优势培育成经济比较优势，使其在新的环境下继续为浙江经济的繁荣作出贡献。具体地说：

 （1）就非公有经济而言，第一次经济普查中第二产业的数据，再次力证了浙江是中国非公有经济的摇篮。但在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部署下，建立在高资源消耗基础上的经济是不能持久的。浙江作为全国经济总量第四个超万亿元的省份，改革开放28年来经济飞速发展，非公有经济欣欣向荣，然而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已经严重影响到浙江了经济在今后的发展步伐。在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加剧的条件下，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今天，浙江省经济纵深发展的最大障碍是非公有经济发展中惊人的资源浪费。据2004年浙江省经济普查结果披露，浙江省的一次能源资源十分匮乏，95%左右的能源需要从省外调入。但浙江工业企业万元GDP综合能耗居全国省、市、区第二；2004年，人均用电3102千瓦时，比2003年增长了13.9%，比全国人均用电1677千瓦时高出85个百分点。浙江省经济以非公有经济为主体，而非公有经济由于生产技术相对落后，生产过程中对资源的浪费现象更为普遍和严重。这一方面加剧了我省能源供需矛盾，另一方面也加大了区域内工业产品的生产成本，减弱了工业企业市场竞争能力，这也是前面区域经济比较优势排名中浙江省按而按第四主成分（经济活动成本和对外吸引力）的排名（居全国第十二位）中远远落后其综合排名的主要原因。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浙江省非公有经济的传统优势并没有完全转化为区域经济比较优势，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拖了区域综合竞争能力的后腿。如果我们能通过有效的方式努力降低区域经济活动成本，必将大大提高区域综合竞争能力，更充分地发挥和利用区域经济比较优势。因此，浙江省的非公有经济必须迅速转变粗放经营的生产模式才能获得持续发展的新机会。

从2004年经济普查结果看，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工业经济仍然是我省经济重要支撑，而在工业经济中，制造业是大头。2004年，工业完成增加值5491.33亿元，占第二产业增加值的87.9%，占全省GDP的47.1%；在工业经济中，制造业完成增加值5045.19亿元，占工业增加值的91.9%，占第二产业增加值的80.7%，占全省GDP的43.3%。工业，尤其是制造业，生产过程中一般需要消耗大量能源，浙江省经济发展中的能源约束将日趋严重。如前所述，浙江省非公有经济中的许多大型企业，已经开始纺织自己的产业链，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浙江省现有的数千个大大小小的产业群和由大企业构建起来的产业链，不仅将企业产品的成本降到了极限，也有助于非公有经济的技术扩散与知识流动，已经为区域内部生产要素的升级和经济比较优势的演进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我们要紧紧抓住这一大好机会，逐步改变大部分非公有经济主体粗放经营的生产方式，努力促成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十五"期间，我省已经有一批实力比较雄厚的非公有经济开始进入技术、资本密集产业，包括原有产业应用高技术进行改造，提高技术层次。从发展趋势看，非公有经济进入技术、资本密集的高端产业，是浙江结构调整升级、增长方式转变的必然要求，是非公有经济新飞跃的一个标志。但要非公有经济逐步改变高资源消耗的低层次发展，很快进入技术、资本密集的高端产业，并形成具有持续发展能力和强烈扩张能力的产业链，光靠自身的力量是难以实现的。我们要审时度势，适应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取向，加强引导，在产业准入、投资环境、资源要素供给等方面对非公有经济进入技术、资本密集产业给予必要的扶持和支持。政府要积极引导非公有经济迅速摆脱集群内部低层次的价格竞争，努力开拓国际市场，提升非公有制经济国际化程度。使浙江的非公有经济真正融入国际市场的公平竞争，在竞争中提高质量、从根本上降低成本，最后从国际贸易中获取比较利益，真正成为区域的经济比较优势。

（2）就块状经济而言，要努力促进低成本型集群向创新型集群转变。产业集群有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一是低层次的成本型集群，二是高质量的创新型集群。目前我省的产业集群大多属于低成本型集群，产品档次较低，难以进入高端市场。为此，我们要致力于强化技术创新、推进柔性生产、依靠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推动产业集群尽快完成由低成本型向创新型转变。对集群内企业的自主创新，政府部门一方面要从政策扶持、加速折旧、税收减免、财政贴息、投资支持等多个方位、多种渠道进行鼓励。另一方面要在制度上对对企业的自我创新进行保护和支持。我们要不断完善金融担保、风险投资和创业基金，为中小企业提供必要的金融和配套服务，缓解中小企业在自主创新中面临的资金矛盾，解除他们风险投资的后顾之忧。只有这样，浙江块状经济面临的两大挑战——外部是以跨国公司大举进入为标志的国内市场国际化的挑战；内部是以产品同质化为标志的自主创新的压力——才能从根本上得以解决。浙江省的块状经济才能彻底走出同类企业扎堆式的空间集聚，真正在高科技支撑下，形成有长久竞争能力和发展能力的产业集群，传统优势才有可能演化成经济比较优势。

（3）就专业市场而言，我们要根据省政府在《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关于我省市场发展《规划》的要求，围绕“整合、改造、创新、提升”主线，以整合市场资源、优化结构布局为基础，以改造市场基础设施为重点，以创新经营模式、交易方式和服务功能为动力，以提升市场流通业态为突破口，进一步调整市场结构，改善硬件设施，增强整体实力，提升经营业态，促进传统市场向新型的、现代化市场转型，努力构建具有现代流通特征的商品交易市场体系。具体工作有：

在市场建设中，要十分注重科学审批、统筹规划，杜绝划地为市、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市场档次。要鼓励市场采用现代商业模式，借鉴市场、超市、大型购物中心等形态进行改造，探索市场与展示厅、专业街、步行街相结合的模式。同时把重要储备设施、大型农产品流通设施、市场物流配送中心、市场信息网络和电子商务平台等列入基础设施范围，加大市场建设投入，为专业市场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在交易方式上，要积极推行现代交易方式，完善市场服务功能，改变传统单一的“三现”交易模式。要积极推广电子商务、展示订货、合同交易、配送拍卖等新型交易方式，构建市场交易方式的多元化和现代化。要加快市场信息化建设，鼓励大型批发市场利用互联网优势，建立市场网站，构建网上商铺和商品展示、商品信息发布平台，让经营户充分运用互联网招揽客户，拓展销售渠道，实行现货交易与电子商务的互动对接；支持产品单一、标准统一的大型生产资料批发市场，探索建立现货网上交易平台，推广应用电子认证证书，实行电子银行结算、第三方物流配送，并逐步向集信息、交易、结算、物流配送为一体的电子商务模式发展，实现有形市场与无形市场的结合。

在品牌战略中，要引导市场举办者打造“品牌市场”，鼓励采取优惠措施引进品牌商品，吸引名优品牌企业到市场开设专营专卖店，发展总经销、总代理、企业直销等现代营销方式，与市场建立品牌战略联盟，建立入市商品品牌数据库，提高上市商品质量和品牌化程度。鼓励和帮助市场经营者自创经营品牌，使市场成为品牌商品的孵化器。全面推进市场品牌基地建设，引导块状经济品牌提升，促进制造业基地品牌建设。

总之，今后浙江经济发展中，无论对非公有主体、块状经济还是专业市场，都要通过技术要素和科学管理，从根本上提升其发展层次，要把三位一体的内源型经济努力培育成全面开放的外向形经济，使之成为名符其实的经济比较优势。

（二）正确认识现有经济比较优势，积极促进比较优势的升级

区域经济的发展始终与区域的生产要素条件紧密相连。一般来说，生产要素可分为基本要素和高级要素两类。

所谓基本要素是指，一国先天拥有或不花费多少代价就能得到的要素，如自然资源和地理位置、非熟练劳动力等。从基本生产要素角度分析，浙江省没有经济比较优势。浙江土地资源、矿产资源、能源资源等都十分匮乏；浙江是我国土地资源贫瘠省份，人均耕地只有5分多，耕地资源成为经济发展“瓶颈”。

所谓高级要素则是指，通过长期投资和培育才能创造出的要素，资本、技术、知识等都可以归入其中。从高级生产要素角度分析，浙江省应该具有一定的经济比较优势，但其层次相对较低，规模也十分有限。浙江省劳动力资源丰富，但高素质，特别是高端人才资源相对不足(见表10)。

表10            第一次经济普查单位就业人员学历、职称、技术等级比较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经济普查年鉴》2004《浙江省经济普查年鉴》2004整理计算。

从表10数据资料中可以看出，浙江省的劳动力素质状况不容乐观。从高素质就业人员所占比重看，无论是高学历就业人员所占比重、高技术职称人员所占比重还是较高技术等级人员所占比重，浙江省的现有水平均明显低于全国平均平，而且，与全国平均水平存在均大的差距。即使在我们所选择的反映这一方面内容的经济比较优势测量指标“每百人中拥有大学生数”，浙江省排名仅第十名，远远落后于其综合排名的位次。这是一个十分严峻的现实问题，它导致的直接后果是，浙江省经济建设人才中引领科技、文化、教育前沿的能力明显不足，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创新能力受到很大限制。并且，但近年来全省劳动者成本逐渐上高（职工年平均工资额居全国第四位），原有的低成本优势正逐步减退。

上述分析结果表明，我省现有的经济比较优势实际上主要依靠的是基本要素中非熟练劳动力等因素，也就是说，我省经济的发展主要还以低效率、高投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经济普查的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见表11）。

表11                   工业企业中部分指标排名前10的行业

资料来源：浙江省第一次经济普查报告书。

从表11普查资料可以看到，无论是利润总额、营业收入、单位数还是做作业人员，排名前10的主要是劳动密集产业。

综上所述，从区域现有经济比较优势的现状来看，我们原有的以低成本基本生产要素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比较优势正在不断减弱，而以高素质、高创新能力为标志的高级要素经济比较优势尚末形成规模。我们要正视自己经济比较优势的现状，努力促进低层次经济比较优势向高层次经济比较优势的提升，并不断扩大高层次经济比较优势的规模，尽快完成我省经济比较优势的升级换代。为此，我们要借鉴经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所走过的共同道路，逐渐将浙江经济发展的路子从以低成本比较优势为主转向以差异型比较优势为主，最终形成差异型经济比较优势。

差异型经济比较优势与低成本优势不同，其主要特征是，通过向客户提供独特而优异的使用价值，包括产品的优异性能、可靠度和满意的服务等，进而实现产品和服务附加价值的不断提高。差异型竞争优势取得的基础是技术的不断提升、质量的不断完善、品质的不断提高和服务的不断改进。这样的经济比较优势其竞争性要比低成本优势更强、更持久。属于较高层次的经济比较优势。发达国家和新兴的工业化国家都走过从低成本优势转向差异型优势的路子，其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而且，对浙江省深度挖掘差异型经济比较优势来说，目前是千载难逢发展机会。具体地说，这种良好的契机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

（1）国际产业转移形成的人才流动。世界经济经过长期的休整，将进入新一轮的增长。科技加速经济发展，经济全球化推进产业转移的步伐。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调整步伐的加快，将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调整经济结构。在积极参与国际经济交流的过程中，我们就有更多的机会发现和引进合适的技术人才，增强区域经济比较优势中的技术含量，提高经济比较优势的层次。特别是近年来我国长三角人才合作一体化的稳步推进，使人才在长三角的集聚效应逐步显现。浙江省身处长江三角洲，得天独厚的先天条件和浙江经济“资源、市场两头在外”的特点，为浙江提供了承接新技术革命浪潮和国际产业转移的新机遇。人才是当今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高级生产要素，是创新能力和创造能力的发源地。区域人才资源的丰富和质量的提高，不仅能直接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区域生产成本，而且还能通过这种高素质生产要素的流动增强区域对外吸引力和区域经济外向度，提高区域经济综合竞争能力。在我们前面区域经济比较优势测量中，浙江省而按第四主成分（经济活动成本和对外吸引力）的排名是第十二位，是相对弱势。但我们认为更确切地说，这应该是浙江经济的潜在比较优势。因为如果我们能通过有效途径迅速改善目前我省人才资源状况，就能将这种弱势迅速转化成比较优势。并且，浙江省从总体上看，已经具备了将这种潜在优势转化为现实经济比较优势的条件。我们一方面要紧紧把握这一大好时机，努力培养、积极引进和充分利用人才资源，缩短区域经济发展与世界先进水平之间的距离，使区域经济发展持久领先于其它区域的发展，确保区域经济比较优势得以实现。

（2）经济结构调整对自主创新的要求。“十一五”时期，我国已经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这种以自我创新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是一种以人力资本(知识能力)积累、技术创新和效率提高为基础的集约发展，是在更高层次上引进吸收先进要素，实现内外并举、融合互动的兼容发展的优势。区域经济的发展只有与国家总体战略规划的要求相吻合，才能用足、用好国家各项宏观调控政策，最大限度地发挥区域经济比较优势。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关键是要加大对企业科技活动的投入。省委、省政府已经创建科技大省作为浙江省提升经济发展层次的主要目标之一，但经济普查结果表明，我省在科技投入方面明显不足（见表12）。

表12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科技活动情况表

资料来源：浙江省第一次经济普查报告。

普查结果表明,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科技活动中,虽然浙江省科技激动单位数比广东、山东、江苏等省份要多很多，但科技人员活动、投入的科技活动经费、R＆D经费投入却比这些省份低很多，尤其是R＆D经费的投入强度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显然，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科技人才的缺乏和科研能力的薄弱，将严重影响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的培育，将对我省经济发展构成新的制约。

因此，我们要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和积累，建立有助于高端人才的培养和发展的造血机制，增加创新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努力促进高层次经济比较优势的形成和规模的扩大，提升区域经济增长质量。

（3）我省经济发展战略对人才的依赖。“十一五”时期，浙江将领先全国10年步入人均3000—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进入后工业化发展期。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势必造成对科技人才依赖程度的增加，人力资源和知识对经济发展的支撑度和贡献率将日趋明显。同时，浙江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乡统筹的推进、现代服务业的加速发展，都为区域人力资源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发展机遇。我们要努力通过对外经济往来，有针对性地引进我们急需的尖端经济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弥补我们的人才资源缺口，从根本上解决区域经济创新中的源动力不足问题，迅速实现从经济大省到科技大省的转变。

虽然，实现从较低层次的低成本优势向较高层次的差异型比较优势的转换是个相当艰巨和漫长的过程。虽然相对于低成本优势而言，差异型经济比较优势更依赖于资金的投入、技术的进步和管理水平的提高。但浙江省资本禀赋比较丰裕，单位劳动力和单位土地占有资本排名靠前，分别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2倍和5.6倍多，已经具备了提升现有经济比较优势的良好条件。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我们能把握好眼下的发展机会，现有经济比较优势的层次就会很快得到提升，较高层次的经济比较优势必将形成，并对浙江经济在高起点上的新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

（三）充分利用现有经济条件，努力挖掘新的经济比较优势

按照世界银行的计算方法，我国2004年的人均GNI（国民总收入）为1495美元。如使用世界银行关于高中低收入国家分组标准，我国总体上说属于下中等收入国家[13]，但浙江省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接近了下中等收入的上限。也就是说，浙江省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达到了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

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意味着相应的经济发展模式也应作出相应的调整。正如许多经济学家所分析的那样，浙江经济在原有粗放型增长方式上已经走到了尽头。浙江经济要在新的经济环境下取得突破性的发展，继续引领我国经济，必须寻求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从表十四数据可以清楚地看到，虽然浙江省经济发展总体水平已经达到中等发展国家水平，但在三次产业结构中，浙江省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不仅明显低于大部分下中等收入国家（只有印度尼西亚比浙江省的39.4%略低，为37.6%）,而且也低于我国平均水平40.7%。而第三产业所占比重的高低，通常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质量和社会进步的标志。因此，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对浙江经济发展而言，已经成为燃眉之急，刻不容缓。

浙江省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以什么为切入点呢？纵观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一个国家或区域的工业化过程，包括以轻纺工业为主导的起步期，以钢铁、机械、汽车、耐用消费品等重化工业为主导的扩张期，以工业高加工度化为主导的成熟期三个发展过程。从世界主要国家工业化历程看，人均GDP进入2000美元以后，工业结构重心呈现出由轻工业向重化工业转变的趋势。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均是在经历了“优先和大力发展重化工业”这一阶段后，才形成今天的经济地位的。我们认为，这就是浙江省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最佳切入点。

事实上，进入新世纪以来，基于国内市场需求结构变化和国际产业转移等因素，我国工业化悄然进入重化工业加速发展的新阶段，工业结构的“重化”趋势十分明显，出现了石化、钢铁、汽车、船舶修造等一批高增长的重化工业行业。重化工业产业关联度大，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高，对区域经济发展带动力强，已经成为“十一五”时期各地尤其是沿海经济发达省市优化产业结构的重点。在一定意义上说，重化工业，将成为下一步沿海省市产业竞争的焦点。2006年浙江省人均GDP已接近4000美元，已经达到了工业结构重化的基本经济基础。如果在这一发展水平上继续走粗放型增长的道路，不仅原有的传统优势将难以在结构调整中继续保持，影响发展后劲，还会受到来自土地、能源、水资源等资源要素供给方面的更大约束，阻挡经济发展进程。因此，在当今能源、原材料价格猛涨，供给日趋紧张，而省内重化工业产品需求与日俱增的发展新阶段，积极而有选择地发展重化工业，不仅是浙江经济发展顺势应时的战略选择，也是浙江省挖掘区域新经济比较优势的最佳切入点。

我们之所以把适度发展重化工业作为浙江省挖掘区域新经济比较优势的最佳切入点，是因为：

第一，适度发展重化工业有利于顺应工业化中后期产业结构升级的客观趋势。从浙江省“十五”以来的产业结构演进看，已经显示了重工业比重逐渐上升的必须趋势。但是制造业内部各行业相对地位变化较慢，纺织、机械、化工三大行业地位基本无变化，工业结构依然偏轻。另据省统计局对浙江、广东、北京、江苏、山东的对比研究表明，浙江重化工业系数在五省市仍居末位，以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业为代表的高技术产业比重较低，其产业总产值增长速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的比重不到5%。这也是浙江自本轮宏观调控以来工业波动大、回落快、利润下降明显的结构性因素。从这一角度讲，积极进取、规模适度、有选择地发展重化工业是浙江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选择。

　　第二，适度发展重化工业有利于把握国际产业转移的良机，推进产业结构升级。积极有效地利用国际产业转移的机会，是着力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的重要战略举措。目前，国际发达国家产业转移已从轻加工行业转向重化行业乃至高技术产业某些低层次环节。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国外重化工业巨头就开始加大在中国的投资力度；进入新世纪以后的头几年，受市场驱动，这种重化工业向中国转移的步伐进一步加快。有行业专家分析，目前是国际重化工业向我国转移的高峰时期，而且在未来5年内基本转移到位，其转移的地区多为投资环境良好、基础设施完备尤其是港口条件优越的沿海港口城市。浙江身处长三角黄金地理位置，要发展重化工业必须紧紧抓住这轮机遇，时不我待。

第三，适度发展重化工业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发挥我省深水良港、贴近市场需求及利用滩涂资源三大区域优势。浙江是制造业大省，但缺乏矿产和能源，却具有发展临港重化工业的优势条件。浙江具有全国最长的海岸线，万吨级以上深水岸线占全国1/3，其中可建设10万吨级深水泊位100个。这些条件极有利于重化工业原材料集聚，在全国铁矿石和原油对外依存度高达40%～50%背景下，依托深水港口可以降低重化工业15%以上的物流成本，具有发展临港重化工业的比较优势。

为了使目前潜在的经济比较优势尽快地显现出来，并为浙江经济的再度辉煌作出应有的贡献，我们在对潜在经济比较优势的挖掘中必须把握以下基本原则：

　　1. 政策引导、政府支持，有效激活非公有经济。重化工业产业关联度大、产业链长、辐射带动力大，但投资大、建设周期长、产品科技含量高，尤其需要集团化、规模化的企业组织形式。除部分在国内同行业中已经具有相当的竞争力国有企业外，浙江非公有经济一部分企业已经具备了向重化工业领域发展的实力，是发展重化工业的重要力量。浙江重化工业的发展应充分发挥原有经济体制优势，立足于省内的非公有经济和省外的“大企业大集团”，尤其要重视选择国家级大集团与国际行业龙头骨干进行合作，以利争取国家支持。政府对重化工业发展的引导要与市场运作相结合，一方面加强重要资源统筹配置、区域集聚发展、生态环境建设、行业准入等政策调控；另一方面要将重化工业领域的政府直接投资整合集聚，并加大国有重化企业的股权多元化力度，吸引民营资本进入重化工业领域。

　　2. 差异竞争，张显特色，充分利用块状经济和专业市场。适度差异化竞争是提高浙江重化工业竞争力的“利器”。以石化工业为例，上海化学工业区是我国第一个以石油和精细化工为主的专业开发区，目标是成为亚洲最大、最集中、水平最高的世界一流石化基地之一；南京化工园区目前已有世界化工企业50强中的9家落户，重点发展石油和天然气化工、有机化工原料、精细化工产品。浙江应该适应与周边省市的石化工业形成适度差异竞争格局，重点满足本省下游产业紧缺原材料的需求，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产品链；同时也应考虑周边省市石化工业发展重点产品的产业链延伸产品。尤其要特别注重与浙江传统加工业优势再造结合起来，实现与现有的块状经济联动发展。如萧绍嘉的轻纺、宁波的服装和塑料、温州的塑料和皮鞋、乐清的低压电器、台州的塑料、义乌的日用小商品、永康的五金等，要依托这些块状经济的国际化发展形成的需求，培育原材料与装备工业产品，形成联动发展、互相促进的发展格局。

3. 开拓创新，清洁生产，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浙江发展新型重化工业必须始终把持续环境保护和技术创新作为构筑竞争优势的两关键因素。对污染大、消耗大的落后工业技术要制定行业准入标准，现有企业要限期整改淘汰，通过技术创新取得成本优势，并努力通过市场将这种可持续发展的比较成本转化为比较利益，使浙江经济真正步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特别要注意的是，针对发展重化工业产生的环境制约问题，要彻底改变传统的发展模式和以末端治理为主的污染控制方式，大力开发和推广清洁生产工艺，积极采用无废少废技术，将污染尽可能消除在生产过程之中。

虽然，从客观上说，浙江省发展重化工业的先天条件并不太理想，但迫于资源稀缺、和环境容量的巨大压力，我们别无选择。

                                    课题承担单位：浙江工商大学

                                    课题组负责人：惠琦娜

                                    课题组 成 员：惠琦娜  叶水寒  胡永芳、

高玲芬  张  瑾  王振明

                                        执    笔：惠琦娜

参考文献：

1．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国经济普查年鉴》2004。

2．中国统计出版社                       《浙江经济普查年鉴》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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