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均工资是城乡居民收入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居民生活的基本来源和保障，更是经济增长质量的真实体现。本课题通过浙江与北京、上海、江苏、山东、广东等6个省份工资水平的比较分析，试图厘清浙江工资水平的变化趋势，以及劳动报酬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探索保持浙江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持续增长的动因。

一、工资水平的现状与变化趋势

（一）2000年以来浙江工资水平总体处于较高水平，但至2012年，平均工资绝对量向下移位[1]，增长速度趋缓。

从绝对量看， 2000年浙江在岗职工平均工资13076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9371元的40%，列上海（18531元）、北京（16350元）、广东（13823元）之后，分别比江苏、山东高出2777元和4304元，幅度达27%和49%。而至2012年，浙江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50197元，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6769元7%，列北京（84742元）、上海（78673元）、江苏（50639元）、广东（50278元）之后，位次后移，比江苏低442元，从2000年的高27%到2012年的低0.9%。与山东比，从2000年的高49%下降到高20%。与“标兵”北京、上海的距离加大，而与“追兵”山东的差距却在缩小。从发展态势看，浙江、江苏、广东的工资水平呈现出你追我赶的局面。浙江从2002年工资水平超过广东以来，优势一直保持十年，直到2012年被广东反超。而江苏则从2011年起赶上并超过浙江，发展势头强劲（表1）。

从增长速度看，浙江在岗职工平均工资2001年到2012年平均增长11.9%，低于全国14.3%的增长速度2.4个百分点，列北京（14.7%）、江苏（14.2%）、山东（13.9%）、上海（12.8%）之后，仅高于广东0.5个百分点。

从近三年看，情况大致相当，2010年—2012年浙江平均工资增速仅为10.3%，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3个百分点，也低于北京、江苏、山东、广东增长速度，增速明显趋缓（表2）。

（二）2000年以来，浙江建筑业职工平均工资总体水平呈下降态势。

表3所示，2000年，浙江建筑业职工平均工资12090元，虽然低于同期平均工资13076元的水平，但与全国和沿海省份相比，仍处于较高水平。比全国高38%。分别比江苏、广东、山东高出26%、4.3%和60%。与上海相差35%，略低于北京（12899元）。而到2012年，浙江建筑业平均工资为36901元，不仅被江苏超过，位次后移，而且总体水平与山东、广东和全国平均水平相当。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浙江建筑业平均工资仅为31590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2103元513元。从2000年的高38%，到2011年的基本持平，优势已然不再。

从发展速度看，2000—2012年浙江建筑业平均工资平均增速9.7%，比全国低3个百分点，列本文比较的6省份最后一位，分别比北京、山东、江苏、上海、广东低4.2、3.6、2.4、0.4和0.3个百分点。从近三年增长情况来看，除上海负增长外，浙江仍低于全国和其他省份。

（三）浙江制造业职工平均工资总体水平在各行业中处于谷低，与全国及沿海省份相比，也居中下水平。

2000年，浙江制造业职工工资为10767元，低于同期浙江平均工资（13076元）21%，也低于同期建筑业职工平均工资（12090元）12%。横向看，低于最高的上海（17185元）达60%，只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23%。低于上海、北京、广东，略高于江苏，居第四位。然而到2012年，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浙江制造业职工平均工资只有40464元，仅仅高于山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41650元）1186元。与上海的差幅仍达60%，被江苏超越。

从平均增速看，2001—2012年浙江制造业平均工资平均增长11.7%，低于全国13.9%的增速，列山东（14.7%）、江苏（13.7%）、北京（13.3%）之后，和上海持平，居第四。可喜的是近三年来浙江的制造业平均工资增速提升速度加快，2010—2012年平均增速达到17%，居6省份之首，高出同期全国平均水平0.9个百分点（表4）。

浙江制造业平均工资特点。对2012年浙江制造业进一步分析可知（表5），一是制造业中，除烟草制品业和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平均工资特别高外，其他行业的平均工资分布均比较均衡，分布区间在60000-30000之间。但行业极差较大，烟草制品业和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的平均工资分别为168719元和149371元，分别是制造业平均工资的4.17和3.69倍；是平均工资最低的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30098元）的5.6和5倍。二是制造业行业平均工资40460元，总体水平较低，低于同期建筑业及绝大多数服务业行业的平均工资。制造业31个行业中有17个行业的平均工资低于制造业平均工资水平。三是烟草制品业和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这两个行业同时也是人均总产值、人均利税最高的行业，但却是从业人员最少的行业，分别只有0.36万和0.99万人。说明制造业中高收入行业的人群不多。四是除烟草和石化行业外，制造业中平均工资最高的五个行业依次为医药制造业59588元、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57460元、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53937元、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49932元和汽车制造业46520元；人均利税最高的五个行业依次为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16.52万元、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15.91万元、医药制造业13.12万元、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11.68万元、食品制造业10.01万元；人均总产值最高的五个行业依次为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243.32 万元、化学纤维制造业207.02万元、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202.90万元、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168.20万元、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168.20万元。在制造业中从业人员最多的五个行业依次为纺织业79.81万人、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78.33万人、纺织服装、服饰业62.81万人、通用设备制造业60.82万人、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42.65万人。资料表明，平均工资高的行业，人均利税也高。就业人口最多的则是传统、低端加工业。

（四）总体而言，服务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在各行业中处于较高水平。

为了便于分析，把服务业各业分成五个层次，即平均工资最高的金融业和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次高的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教育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中等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房地产业、批发和零售业，较低的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最低的住宿和餐饮业。需要说明的是，2000年以来服务业的行业划分有所变动，为了统计口径一致，本文选取了2003年至2011年服务业数据进行比较分析，通过对2000年、2001年、2002年和2012年数据审核，变化趋势与2003-2011年基本一致。

1.金融业和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行业职工平均工资一直处于较高水平，特别是2008年以后，金融业工资水平超过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跃居服务业各行业之首。2011年，金融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全国平均水平为81109元，沿海省份依次为北京172621元、上海170086元、浙江112458元、广东97916元、江苏86520元、山东61416元。浙江名列第三（见表6）。从平均增长速度看，2004年至2011年，平均增速全国为17.4%，从高到低依次为上海18.9%、江苏17.3%、浙江17.2%、山东15.1%、广东14.4%、北京13.7%。北京由于基数较高，所以尽管平均增长速度没有其他沿海省份高，但绝对量2011年名列第一。总体而言，金融业是服务业中平均工资增速增长最快的行业。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是服务业中知识最密集的新兴行业，工资水平一直处于较高水平。2003年至2007年基本都居服务业各业之首。2011年总体水平仍列金融业之后，高居第二。从省际比较看，从高到低依次为上海120196元、北京116755元、浙江83493元、江苏72919元、广东71847元、山东52186元，全国水平为70918元。除山东外，其余沿海省份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04年至2011年平均增长速度全国为10.4%，沿海省份依次为江苏10.6%、北京10.4%、山东9.8%、上海8.4%、浙江8.3%、广东6.8%。增速普遍不高（见表7）。浙江平均工资的排名是绝对量第三、平均增速第五。

2.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教育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这五个行业就业人员的主体应该是机关事业单位。与沿海省份比较，2011年，浙江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平均工资70101元，高出全国平均水平52%，列上海（92619元）、北京（82308元）之后，居第三位。比江苏、广东、山东分别高出32%、22%和63%。2004年至2011年平均增长速度全国为13.9%，沿海省份依次为上海15.9%、山东14%、江苏13.9%、北京11.6%、浙江11.5%、广东10.9%。浙江平均增长速度较低（见表8）。

教育业、地质勘查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的情况大致与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相当。2011年浙江平均工资水平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为69421元，高出全国平均水平65%，列上海之后，排名第二；教育业为66361元，高出全国平均水平54%，列上海、北京之后，排名第三；文化、体育和娱乐业61695元，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9%，列上海、北京之后，排名第三（见表9、10、11）。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浙江的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平均工资水平与全国和沿海省份相比，处于较低水平。2011年，浙江该行业平均工资为64799元，仅比全国平均水平的64252元高出547元，与上海、北京、广东、江苏的差距分别为55508元、32859元、13944元和6183元，排名仅比山东高出12281元。与前几位的差距较大。从2003至2011年的平均增长速度看，浙江为10.8%，低于全国平均水平4.5个百分点，分别比上海、山东、江苏、北京和广东低7.7、4.1、3.9、2.9和0.7个百分点，列6省份之尾（见表12）。

3.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房地产业、批发和零售业。这三个行业都是服务业中的传统行业，也是就业人口较为集中的行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与房地产业的平均工资是省际间差距最小的行业。浙江在这两个行业的工资水平与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在全国的水平相当。数据显示，2011年浙江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平均工资为54242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7078元，列上海（65455元）、北京（59540元）、广东（54890元）之后，居第四位，高于山东（46016元）和江苏（44266元）。但差距不大，浙江与最高的上海只差17%,与最低的江苏多了23%。2004至2011年的平均增长速度也与全国14.5%的增速差距不大，沿海省份依次为北京14.6%、山东14%、江苏12.7%、上海12.3%、广东9.8%（见表13）。

房地产业2011年浙江平均工资为48153元，高于全国42837元，其他省份排序为上海62340元、北京57579元、江苏48591元、广东45109元、山东32966元，浙江居第四位。2004年至2011年增长速度普遍较低，全国为12.1%，省份排序依次为江苏14.1%、山东11%、北京10.4%、浙江9.9%、广东9.2%、上海8.4%（表14）。

浙江在批发和零售业行业的平均工资从2003年起一直列上海、北京市之后稳居第三。2011年，浙江该行业平均工资为45488元，高于全国40654元的平均水平，低于上海82882元和北京70711元，高于广东44000元、江苏37256元和山东28807元。省际之间差距较大，最高的上海和最低的山东，极差达54075元，山东的平均工资只相当于上海的35%。从增长速度看，2004年至2011年浙江平均增速10.6%，排名最后，比全国低7.2个百分点，分别比山东、上海、江苏、北京、广东低6.8、5.5、5.3、4.4和1个百分点（表15）。

4.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数据显示，2011年浙江这三个行业的平均工资分别为36731元、39205元和39230元，均低于同期浙江在岗职工平均工资45162的水平。是平均工资较低的行业。从横向比较，2011年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平均工资全国为28868元，从高到低依次为上海48431元、北京47630元、浙江36731元、江苏35896元、广东35804元、山东28827元，2004至2011年平均增长速度全国为11.5%，依次为山东11.9%、江苏11.6%、广东10.4%、北京9.9%、上海和浙江8.7%。浙江绝对量居第三，平均增速最慢。

2011年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平均工资全国为46976元，从高到低依次为北京83007元、上海76802元、广东47537元、浙江39205元、山东35000元、江苏33643元，2004至2011年平均增长速度全国为14%，依次为上海16.3%、北京15.8%、山东13.4%、广东10.6%、江苏9.8%、浙江8.7%。浙江绝对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位居第四，平均增速最慢。

2011年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平均工资全国为33169元从高到低依次为山东45264元、上海43413元、江苏41160元、浙江39230元、北京34498元、广东33954元。2004至2011年平均增长速度全国为12.5%，依次为山东18.5%、江苏11.9%、上海11.2%、浙江9.3%北京8.9%、广东8.4%。浙江绝对量和平均增速均居第四（表16、17、18）。

5.住宿餐饮业。与全国及沿海省份一样，住宿和餐饮业平均工资总体水平的最低。2011年，浙江该行业平均工资为29056元，相当于同期全省平均工资45162元的64%、建筑业平均工资31590元的92%、制造业平均工资35363元的82%，也低于2011年制造业中平均工资最低的行业，相当于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31508元的92%。横向对比，2011年浙江住宿和餐饮业平均工资高于全国27486元的平均水平，列上海（38462元）、北京（37830元）之后，居第三。其他沿海省份排序为广东28376元、江苏27236元、山东25926元。2004-2011年平均增速全国为12%，沿海省份从高到低依次为山东13.8%、江苏和北京10.9%、浙江10%、广东8.5%、上海7.8%（表19）。

综上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浙江工资水平与全国沿海省份比较，在2000年还处于较高水平，优势明显；但到2012年，特别是2010年以来，增长速度趋缓，总体位次下移。最需要引起重视的是在江苏、浙江、广东三省的角力中，江苏脱颖而出，取代了浙江的位次。

--工资水平的省际及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总体差距在缩小。但浙江制造业职工平均工资与全国及沿海省份相比，下行速度较快，绝对量明显偏低。也就是说，浙江制造业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缓慢，拖累了浙江整体平均工资水平的提高。

--行业之间工资水平差距较大，特别是制造业和服务业各行业之间差距较大。以浙江为例，2012年烟草制品业和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的平均工资分别为168719元和149371元，分别是制造业中平均工资最低的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30098元）的5.6和5倍；2011年住宿餐饮业平均工资为29056元，而同期金融业平均工资则为112458元，相差3.87倍。从大行业来观测，工资水平从高到低依次为服务业、建筑业、制造业，全国及沿海省份大致如此。

二、浙江工资水平增长缓慢的原因分析

城乡居民收入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从浙江情况看，2012年城乡居民人均总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分别占58.9%和52.8%，而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则是工资性收入最具体最基本的表现。工资水平增长缓慢，势必影响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2001-2007年，浙江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实际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0.8%和7.8%，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0.7和1.6个百分点；而2008-2012年，浙江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7.7%和8.5%，低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1.1和1.4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的走势与工资水平的增长趋势高度一致。

1.经济发展趋缓对工资水平的影响。2001-2007年，浙江GDP平均增速为13.4%，高于全国同期平均增速2.6个百分点；而2008-2012年平均增速为9.6%，高于全国同期平均增速0.3个百分点；2012年增速为8.0%，高于全国同期增速0.2个百分点。增长速度呈下行态势，且与全国平均增速差距缩小。与江苏、广东比，2008-2012年浙江的GDP平均增速分别慢了2.2和0.5个百分点。因此，浙江经济增速明显趋缓是影响工资水平增长最重要的因素。

2.产业低端化的后延性影响。浙江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小微企业众多，民营经济发达，但“低、小、散、加”特征明显，经过30多年的发展，产品升级缓慢，技术进步不快。2008年之后，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要素成本上升、融资难融资成本高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浙江小微企业发展步履艰难，相当一部分小微企业生产经营相当困难。而众多的小微企业则与工资水平共生共荣，其经营好坏，直接影响职工平均工资的增长。

3.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偏低。劳动者报酬占比是考察资源配置特征、生产技术条件、经济结构、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的一个综合视角。从收入法核算的数据来观察，浙江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一直比较稳定，2008-2012年，占比在39%-42%之间。与上海、江苏、广东比较，2008-2012年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平均值为：浙江40.5%、上海39.7%、江苏41%、广东45.5%。值得注意的是，浙江工业的劳动者报酬占比较低。“十一五”期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劳动者报酬占工业增加值比重为29.1%，劳动者报酬年均增长17.4%，分别低于全省工业增加值和利润总额年均增速1.5和5.5个百分点。劳动者报酬在工业增加值所占比重总体呈下降趋势，从2000年的33.6%下降到2006年的28.5和2010年的28.0%，十年降低5.6个百分点。

4.人口集聚过快。据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2010年末浙江省外流入的常住人口1182.4万人，占全部常住人口的21.7%；2001—2010年省外流入常住人口增加了813.5万人。而外来人口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人口比重为85.6%。大量省外低端劳动力的过快流入，造成了浙江“双低”现象，即低劳动生产率和更低的劳动报酬。2010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仅为13.81万元/人，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73.3%。而2011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人均劳动报酬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90.3%。

5.庞大的制造业就业人口拉低了浙江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与全国沿海省份比较，浙江制造业就业人口比重特别高。据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2010年制造业就业人口比重浙江为43.83%，大大高于全国16.85%的平均水平，而同期北京、上海、江苏、山东、广东的占比分别为15.61%、35.41%、34.05%、16.24%和39.28%。与此同时，浙江制造业以传统的一般加工制造业为主，纺织化纤、服装鞋帽、轻工食品就业人口占制造业人口的比重达到41.18%，高出全国平均水平6.27个百分点，比江苏、山东、广东分别高出6.02、5.05、8.85个百分点。而与此形成反差的则是浙江高技术主业和装备制造业比重较低，2010年浙江高技术产业总产值只有广东的1/6、江苏的1/5和山东的2/3。反映到就业人口比重上，高技术产业两大行业医药制造业和通讯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就业人口比重，浙江仅为3.33%，比全国平均水平低5.28个百分点，比广东、江苏分别低12.61、7.57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就业人口比重，浙江仅为35.44%，比广东、江苏分别低6.55和5.92个百分点。

三、相应的对策建议

就浙江而言，要提高工资水平，保持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最关键的是要保持浙江经济持续健康适度发展，用好用活用足富民惠民政策。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1.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确保为工资水平的提高奠定基础。保民生的基础是促发展，促发展的前提是稳增长，稳增长的关键是加快经济转型升级，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大力推进腾笼换鸟，提高产业层次和经济增长质量。要在转型升级中提高高端产业比重，从而把产业结构调整与就业结构、职业结构、人口结构调整有机结合起来。具体地，一是要发展服务业，特别是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的现代服务业，发展为第一、第二产业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为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生活便利和综合素质提供服务的生活性服务业，同时要压缩那些附加值低、资源消耗高、工资水平低的低端服务业。二是要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积极发展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装备制造业。三是要促进传统产业升级。要通过市场创新、组织创新、技术创新、品牌创新和建立供应链及分销网络，转向产业链的较高层次，着力提升产品质量，降低消耗，减少污染，降低成本，提高附加值。

2.大力推进“机器换人”，促进浙江劳动就业结构转型升级，加快实现减人增效、减人增资。“机器换人”，减人增效，既是大力发展现代工业和先进制造业，解决浙江企业普遍存在的制造模式落后问题，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竞争力的迫切需要，也是抑制外来人口过快增长的重要途径。为加快“机器换人”步伐，一是要加大推进力度。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制定“机器换人”行动计划和相关工作方案，选择人均产出小、技改潜力大、外来民工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企业作为重点先行试点，予以推广。同时要按照单位土地、能耗、排放、劳力的产出进行排序，并结合治伪、治劣、治污、整治不安全生产的执法来推进“机器换人”。二是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各级政府可考虑采取财政贴息等办法，金融机构可考虑为“机器换人”企业提供优惠贷款和良好服务，支持企业加快技术改造，更新先进机器设备，努力实现减员增效、减能增效、减耗增效、减排增效和提高优质产品率、提高全员劳动生产率等“四减两提高”目标。三是要通过“机器换人”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要鼓励企业通过低端换高端、机械换数码、单台换成套、人工换智能这“四换工程”，把那些人工的、半机械化的、不是自动化的设备进行彻底更换，推进智能化、自动化、集成化、生态化的机器改造，用新的机器设备、制造工艺、制造模式取代传统的制造模式，实现传统制造模式向智能制造模式的根本转变。

3.建立工资收入正常增长机制，提高财政支持居民增收的力度。从宏观上看，现阶段浙江居民收入增速低于GDP和财政收入的状况并没有发生根本转变。2008-2012年GDP年均增长9.6%，地方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5.9%，而城乡居民收入只分别名义增长10.9%和12.0%，实际增长7.7%和8.5%。在GDP增速趋缓的背景下，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对加快居民收入增长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在发展经济增大“蛋糕”的基础上，兼顾公平与效率，提高初次分配中不同产业劳动报酬水平，实现劳动者报酬与经济协调增长。同时，要建立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建立与企业经济效益、劳动生产率以及价格水平相协调的工资增长新原则，确保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逐年适度提高。进一步优化公共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支持居民增收力度。

4.要消除垄断促进竞争，缩小行业间工资水平的差距。要加快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市场机制，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调节和监督，使得生产要素（包括资本、劳动力等）可以自由平等地在各部门和各行业间流动，获取相同或相近的报酬率，从而缩小行业间、企业间的劳动者收入差距，缩小初次分配差距。一是消除行政性垄断的体制基础。进一步推进政企、政事、企事分开。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强化对政务活动的监督，切断某些行业和企业与政府部门事实上存在的特殊内在联系。二是规范市场准入条件，强化竞争机制，构建垄断行业有效竞争格局，除涉及国家安全、自然资源、少数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提供的领域外，目前处于垄断状态的其他行业与部门都应通过改革实现公平竞争的市场准入。三是推进垄断企业改革。推进股权多元化,逐步引入非国有股东，完善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大力促进垄断企业建立内部分配约束机制和外部调控机制。对自然垄断行业的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由政府有关部门统一核定，实行分级分类管理，加强对企业财务和收入分配的审计及监督检查。

                                          （综合处   张荣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