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近年来，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中外来人口大量流入、文化素质偏低的特点十分明显。根据“六普”数据测算，全省农业转移人口为2399万人，占全省非农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超过四分之三，其中，省外流入劳动力占全部转移人口的近一半（47.3%），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6年，即相当于初中毕业生的水平，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0年，也是北京、上海、江苏、山东、广东等沿海省市中最低的。这主要是经济增长过多依赖低端产业、过多依赖低成本劳动力的结果，而大量低素质劳动力的存在，又强化了低层次粗放型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两者相互交织、互为因果。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人口红利逐步消失、劳动力成本上升等现象的出现，预示着“刘易斯拐点”逐步临近，劳动力将从近乎无限供给向短缺转变。这一转变，将倒逼企业转型升级，劳动力需求从重“量”转向重“质”，逐步提高劳动者的收入和权益，并对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有着积极的意义。为此，本文提出了要抓住“刘易斯拐点”的契机，实施统筹兼顾的对策建议，既要加快经济转型升级，降低对低素质劳动力的过度依赖，又要通过建立平等向上流动通道、加强在职技能培训、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等途径逐步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为浙江的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并留住优秀人才。

农业转移人口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的一支重要建设力量，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城市发展繁荣作出了重大贡献。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不仅关乎我国城镇化和现代化的未来，更是实现公平正义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当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存在着不少难题，需要长期而艰巨的努力。随着“刘易斯拐点”的临近，劳动力市场出现转折性变化，必将对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农业转移人口的定义

从文字所包含的内容看，在“农业转移人口”中，“农业”是指包括农、林、牧、渔在内的第一产业，与“人口”搭配反映出这一群体的身份，即为我国户籍划分中的农业人口；“转移”体现了该群体就业从事行业的转换，即由农业转移到非农产业。因此，本文将“农业转移人口”定义为“拥有农业户籍，但实际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口” 

图1　2010年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的年龄结构

在农业转移人口的总体年龄仍较年轻的同时，中高年龄组劳动力快速增加，人口年龄结构逐步呈老化趋势。在全部省外流入人口中，2010年35-59岁的中高年龄劳动力组人口占35.7%，比2000年提高20.7个百分点，呈现快速增长的发展趋势。

（三）性别结构: 男性人口仍占多数，但近年来女性转移人口增速明显快于男性

2010年，全省农业转移人口中，男性人口占57.0%，女性人口占43.0%，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为132.8，男性人口仍占多数。

与2000年相比，农业转移人口的性别比总体逐渐趋于平衡。从全部省外流入人口来看，虽然两次普查的性别差异最大的仍属于同一群体，即从2000年40-44岁转移到2010年50-54岁，但经过10年时间的变化，其性别比的峰值已从237.2下降到179.8。2010年的50-54岁省外流入人口与2000年的40-44岁人口相比增加1.2倍，其中男性人口和女性人口分别增加1.0和1.7倍，中年女性流入人口增速明显快于男性。

（四）转移模式: 随迁家属逐步增多，逐渐呈现家庭化转移模式

2010年全部省外流入人口中，以随迁家属或投亲靠友的目的来浙江的人口在逐步增多，占12.4%，比2000年的8.8%提高3.6个百分点。随迁家属的逐步增加，与上述分析的中年女性人口大量流入是一致的。另外，随迁家属中也有不少的少年儿童人口。据教育部门统计 

图2 全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发展趋势图

从浙江省来看，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2011年，全省15～64岁的人口为4221.3万人，占总人口的77.27%，比上年下降0.18个百分点。从历次人口普查数据来看，这是自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以来，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首次出现下降。这对于依靠大量外来劳动力“拉低”总体年龄，才显得相对年轻的浙江来说，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人口结构的重大转折。

（二）人口总抚养系数出现拐点，人口红利将逐步消失

今后一段时期，中国将进入劳动年龄人口持续下降和老年人口快速增加重合的时期，人口负担形势趋于严峻。图3显示，“十一五”和“十二五”时期将是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负担最轻的时期，2010年左右人口总抚养系数处于U字型的底部区域。2010年，中国人口总抚养系数（老年人口为65岁及以上人口）为34.8%。预计到2020年，全国人口总抚养系数将达到46%，快速恢复到超过2000年的水平（42.6%）；到2030～2035年左右，全国人口总抚养系数将超过50%，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  

图3  全国人口总抚养系数（65岁）发展趋势

（三）劳动者工资持续上升，劳动力成本逐步提高

随着劳动力从近乎无限供给转变为相对短缺，劳动力供需趋于紧张，劳动者工资也呈快速增加的趋势。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2年平均工资主要数据显示，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46769元，比上年增长11.9%；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28752元，增长17.1%。城镇私营单位的工资水平虽然离非私营单位仍有一定距离，但其增幅已经连续三年高于城镇非私营单位，增长速度维持在较高水平，从而逐步缩小两者的工资水平差距。当前，民营企业已经是劳动者尤其是农业转移人口就业的主渠道，因此，私营单位的平均工资快速增长，对于农业转移人口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工资水平的稳步提高，与各级政府的增资政策力度不减有着密切的关系。近年来，各级政府围绕着工资制度改革，将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作为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的政策着力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近年来，全国各地都加大了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的频率和幅度，2012年全国共有25个省份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达20.2%。从2013年1月1日起，浙江省最高一档的最低工资标准为1470元，自1994年以来已经调整了13次。另外，有23个省份发布了2012年工资指导线，基准线提高幅度多在14%以上。在经济增长有所趋缓的背景下，各级政府仍保持了较强的增资政策力度，为工资的较快增长提供了政策支撑。

图4  全国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增长率

（四）农村老龄化程度严重，农业作为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作用将难以继续发挥

在城乡二元经济发展过程中，农村劳动力的剩余为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的、低廉的劳动力，农村和农业被称为城镇化、工业化发展所需劳动力的源源不断的“蓄水池”。但是，由于农村年轻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迁移，人口老龄化的城乡倒置明显。2010年，全国乡村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达到14.5%，分别比镇和城市高2.9和3.4个百分点。乡村不仅老龄化的程度最高，而且老龄化速度最快，城乡老龄化差距逐步拉大。与2000年相比，全国农村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提高了3.8个百分点，而镇和城市仅分别提高2.8、1.3个百分点。

表2    全国分城市、镇、乡村的老年人口比例（%）

从农业从业人员的年龄结构来看，2010年40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农业从业人员的61.1%，比2000年提高16.1个百分点，而新生代农民（30岁以下人口）还不到两成（19.6%）。从浙江省来看，农业劳动力的年龄老化现象更为严重。2010年，浙江省40岁及以上农业从业人员比重高达83.4%，5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也接近六成（58.1%），新生代农民只有5.1%。农业从业人员的严重老化，使得农业不但难以继续发挥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作用，而是要考虑“明天谁来种粮”的问题。

表3    全国及浙江农业从业人员年龄分布（%）

五、“刘易斯拐点”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影响

随着“刘易斯拐点”的临近,劳动力供应从近乎无限供给向短缺的转变，倒逼企业转型升级，进而减少对低素质劳动力的需求。与此同时，劳动力的稀缺性，也让政府和企业更加关注劳动者的权益，倾听劳动者的声音，劳动者的话语权逐步增大，工资收入稳步增长，社会保障和生活服务逐步与城市居民靠拢，有力地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向着“市民化”目标稳步前进。

（一）倒逼企业转型升级，劳动力需求从重“量”向重“质”转变

当前，全国以及浙江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仍然是过多依赖低端产业、过多依赖低成本劳动力、过多依赖资源环境消耗。劳动力从近乎无限供给向短缺的转变，使得劳动密集型行业，尤其是低技术水平、低附加值、高度依赖低成本劳动力的传统企业，不但要经常面临“用工荒”、“招工难”的困扰，更要承受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的压力，不断压缩企业的利润空间。劳动力供给的这种变化，意味着传统增长方式赖以作用的条件发生了趋势性的变化，以低成本劳动力为主要竞争优势的粗放增长方式已难以为继，必然倒逼着企业主动转型升级，加快设备更新和升级，采用先进设备替换工人，以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减少对普通劳动力的依赖性需求，缓解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通过“机器换人”，大力发展现代工业和先进制造业，一方面减少了对普通劳动力依赖，另一方面对劳动力的素质和技能提出更高的要求，尤其是生产第一线的技术工人的需求日益增加。先进制造业的发展与先进技术的应用，出现了许多技术与技术、技术与管理交叉复合的职业岗位，如光机电一体化操作维护人员、集中控制室运行人员、数据系统分析员等，智力密集型劳动者越来越成为企业发展的基本力量。

（二）提升农业转移人口工资收入水平，居民收入分配结构逐步改善

“刘易斯拐点”的临近，使得企业“用工荒”、“招工难”现象日益加剧。浙江省人力社保厅的课题研究表明[8]，目前浙江企业的用工已从“季节性缺工”逐步变成“常年性缺工”，劳动力需求与供给的比值，2009年四季度至2011年三季度分别为2.11、1.95、1.89、1.99、2.38、1.87、2.06、1.97，一直处于2左右的高位波动。“用工荒”的持续出现，迫使雇主通过多种方式的加薪以吸引和留住员工，推动企业建立完善的薪酬奖励制度。从当前来看，“用工荒”更主要反映的是普通工人的短缺。因此，劳动密集型企业工资的不断提高，首先获益的是普通劳动者和中低收入家庭，特别是农业转移人口，有效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据统计，2011年全国外出农民工月平均收入首次突破两千元大关，达到2049元，比2010年增加359元，增幅达21.2%。各种迹象表明，近几年普通劳动者工资水平上升只是刚刚开始的一个经济现象，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劳动力成本上升将是常态趋势。建立在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基础上的农业转移人口工资水平不断上升,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重要前提和保障，并成为缩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途径，为改善收入分配格局，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推动劳动力回流就近就业，促进区域经济平衡发展

一般来说, 发达地区资本丰富、劳动力相对稀缺，而欠发达地区劳动力丰富、资本相对稀缺。劳动力供求关系的转变和普通劳动者工资的普遍上涨,使拥有更多相对廉价人力资源的欠发达地区, 劳动力禀赋的优势更加明显, 也具有更大的竞争力。在劳动力要素比较优势的支撑下，随着东部地区“用工荒”加剧和劳动力成本提高，区域之间产业梯度转移的推进也就显得水到渠成了。2010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要求依托中西部地区产业基础和劳动力、资源等优势，推动重点产业承接发展，更是加快了产业梯度转移的快速推进。近年来，中西部地区加快了开发战略的实施，吸引了大量的东部地区企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纷纷到中西部地区投资办厂，逐步将生产制造业基地转移到中西部地区。随着中西部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就业岗位快速增加，许多原来到东部地区务工的劳动者，在自己家乡就能找到与原来环境类似、收入相差不大的合适岗位，并能更好地照顾到自己的家庭，促使越来越多的农业转移人口主动回流家乡，就近就业。与此同时，受宏观经济形势影响，浙江、广东等东部省份的经济近年来持续在低位运行，不少工厂减产甚至关停，计件制工人的收入大幅下降，企业用工减少。农业转移人口是受经济的周期性影响最明显的群体，企业经营困难时，低技能、低文化程度的农业转移人口往往是企业减员的首要考虑对象，进一步推动外来劳动力的回流。在中西部地区“产业转移”的吸力和东部地区“周期性失业”的推力的共同作用下，劳动力回流现象日益显现，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也由此得以加快它们的发展步伐，进而推动区域经济平衡发展。

（四）从“找工作”向“挑工作”转变，农业转移人口权益稳步提升

近年来，地区之间、企业之间“争夺”农民工的新闻频频出现，这种竞争预示着劳动力市场供需格局的新变化,反映了农业转移人口正在从“买方市场”逐步向“卖方市场”转变。同时，随着新生代转移人口走上历史舞台，比起父辈，他们的文化素质较高、维护权利的意识更强，除了劳动报酬，他们对工作环境、发展机会等也有更高的要求。新生代转移人口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逐步从“找工作”向“挑工作”转变，开始有意愿也有机会选择那些工资待遇更优厚、工作环境更健康、保障制度更健全的企业。这种转变也使得以往一些低福利的企业在招工环节失去竞争优势,面临招不到人的风险, 进而倒逼他们改善用工环境，提高工人权益。许多用人单位逐渐把关怀职工、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作为生产经营和用工管理的重要内容，注重履行社会责任，不但给员工加薪和缴纳社会保险，还从改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着手，建立了配套设施齐全的员工宿舍，开办了职工食堂，设立了图书馆和卡拉OK室等，加强企业文化建设，用感情留人、待遇留人，以良好的环境拴住人心。各级政府也以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发展和谐劳动关系为出发点，加大《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的执法力度，加强日常巡查和专项执法检查，严肃查处侵害职工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积极推行区域性、行业性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指导劳动关系双方依法开展协商工作，积极引导广大劳动者运用法律手段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六、政策建议

农村转移人口是浙江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尤其在“刘易斯拐点”的背景下，劳动力资源面临短缺压力，农村转移人口的重要性更为显现。但浙江是个人多地少、资源匮乏、环境容量有限的省份，人口的大量转移，尤其是省外人口的过快流入，对浙江的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带来很大的压力。因此，我们一方面要营造良好的创业就业环境，吸引并留住优秀的农业转移人口，另一方面，也要认真研究农业人口转移的速度和质量,积极推进浙江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持续发展。

（一）统筹兼顾，推动农业人口有序转移

目前，我省正处于城市化不断推进的过程，城镇人口快速膨胀，全省人口增长还将持续一段时期，并且今后一段时期我省常住人口的增长仍然以外来人口为主。但是受资源、环境、基础设施等条件的限制，人口规模不可能不断扩大，不能盲目扩张。因此，各级政府要加强对人口的宏观规划，将农业转移人口的管理与服务纳入整个社会发展规划之中，既要切实保障农业转移人口的合法权益，积极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又要统筹人口数量与资源环境承受能力，统筹人口素质与经济发展需求，建立起有进有出的人口流动机制，推动农业转移人口有序流动。

（二）引导和鼓励企业技术创新，加快经济转型升级，降低对低素质劳动力的过度依赖

当前，传统产业不但是我省经济的优势所在，而且在“十二五”期间乃至更长一个时期，仍将是支撑我省经济增长的主体。但是，我省传统产业还较为普遍地存在着工艺装备落后、技术创新能力不足、产品技术含量低、劳动力需求层次不高等问题。加快技术创新步伐，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经济转型升级，是降低对低素质劳动力过度依赖，实现农业转移人口有序流动的主要途径。

各级政府要积极发挥税收、土地、财政等手段，完善盘活存量、亩产税收等机制，着力扶优汰劣，约束低水平、低效益产业发展，加强信息技术对生产设备、生产工艺的改造，全面推进“机器换人”，以现代化、自动化的装备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提升传统产业，努力实现减员增效和提高全员劳动生产率的目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引导和鼓励企业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的现代服务业，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促进浙江从制造业大省向制造业强省发展，进而降低浙江经济发展对低素质劳动力的过度依赖。同时，对于那些过分倚重低成本劳动力并无法转型升级的企业，要顺应“刘易斯拐点”带来的劳动力有限供给的趋势，允许和引导这些低端企业逐步转移到更具有廉价劳动力优势的地区，推动产业的梯度转移，实现腾笼换鸟。

（三）建立平等向上流动通道，实现农业转移人口的“中国梦”

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和现有的国际经验都表明，实现大多数农民向市民的转化，即顺利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解决农业转移人口问题的最终出路。当前农业转移人口，尤其是新生代转移人口的需求层次正在由生存取向向发展取向转变。他们中的许多人进城务工已不再单纯追求谋生，而是开始追求归属感，希望通过各种途径，实现身份的改变和人生价值的体现。就业，是实现不同群体间流动的重要渠道。建立机会平等的向上流动通道，有助于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与优秀人才的健康成长，有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要看能不能不断培养造就大批优秀人才,更要看能不能吸引并留住包括高素质农业转移人口在内的各方面优秀人才，让他们有脱颖而出、施展才华的机会。政府、社会和企业都应该通过制度安排促进公平有序的社会流动，打破各种就业壁垒，畅通晋升渠道，努力营造一个有利于向上流动的社会环境和氛围。要让所有人都能够怀有一个“中国梦”，即只要是中国公民，不论是农村人口还是城市居民，只要努力向上，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和上升的空间，都可能凭借自身的才华和拼搏，改变命运。只有这样，才会对整个社会形成正向激励，农业转移人口才有可能真正的市民化，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才有保障。

（四）建立订单式、政府补贴、便利的在职培训体系，提升农业转移人口职业技能和素质

加强农业转移人口的职业技能培训和其他多种形式的成人继续教育，改变他们总体素质偏低的状况，提高他们的职业技能和文化素质，既是经济转型升级对技能型劳动力的客观需求，也是农业转移人口能否向上流动的必备条件，对于促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农业转移人口的在职培训体系，至少应该具备以下三方面的特点：一是课程内容的订单式设置，针对我省产业集群或块状经济的特点，根据当地企业用工需求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并结合农业转移人口的自身需求，有针对性地设置培训的职业工种科目和技能；二是加大政府对在职培训的资金投入，通过培训经费税前列支、提供职业培训补贴等形式，鼓励企业自主开展技能培训，支持农业转移人口主动自觉参加相关培训，以弥补由于农业转移人口就业的高流动性而产生的企业“免费搭车”培训的心理；三是培训组织的便利性，引导有条件的企业积极开展在岗培训，在经济开发区、产业集聚区等农业转移人口集中的区域设立培训机构，并开设夜校、周末班等形式，方便职工的业余学习。

（五）改变收入分配格局，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刘易斯拐点”是形成一个健康的劳动力市场制度的良好契机，但如果没有制度变革和政府引导,积极向上的劳动力市场体系不会自动到来。要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领域入手，改善农业转移人口的收入分配状况，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是提高城镇化质量，推进“人的城镇化”的关键。当前，尤其是要在不断完善和落实最低工资标准的同时，大力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使工资随着劳动生产率提高而不断增加，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同时，要着力扩大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保障覆盖面，不断提高保障水平，并按照权利义务对等、梯度赋予权利的原则，逐步赋予农业转移人口与本地居民同等的最低生活保障、保障性住房、子女入学、社区选举等权利，积极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人口就业处  章剑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