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利用历次普查和年度统计资料，分析浙江省人口年龄结构的变迁，并将人口年龄结构引入消费函数进行计量分析，验证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从而得出相关结论和建议。分析得出，目前浙江省人口老龄化呈快速超前、地区失衡、城乡倒置的特征，人口总抚养比继续下降，劳动力供给充足，仍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口红利”期，但随着老龄化的加速，今后必将迎来“人口负债”。引入标准消费人概念，使得人口年龄结构纳入消费函数得到检验通过。当期收入和前期消费对当期消费有着非常显著的影响，而被抚养人口的边际消费倾向是与人均GDP有关的量，即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将使得因收入提高带来的消费水平的提高速度有所减小。因此，在老龄化社会，需进一步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特别是低收入者的收入和购买力；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着力解决农村对养老和疾病的顾虑和悲观消费预期；倡导积极的消费方式，营造良好消费环境；充分挖掘和细分市场，刺激和满足不同年龄层的消费需求。

关键词：人口年龄结构 老龄化 标准消费人 消费函数

国内外学者对我国居民消费不足提出了诸多解释，主要包括：居民对未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行为习惯、流动性约束和收入分配不公等等。这些因素固然十分重要，但是我国近30年来人口年龄结构的巨大变化可能对消费产生的影响也应引起足够的重视。随着出生率的下降和预期寿命的提高，浙江人口年龄结构自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就领先其他省进入了人口老龄化社会。近年来，这一变化过程在逐步加快，甚至出现了老年人口高龄化趋势。浙江年龄结构的这种变化是否导致了消费的不足？老龄化或抚养比与消费率是正向还是反向关系？如何将人口年龄结构因素纳入消费函数？查阅相关文献，相关的实证分析并不多。因此，本文借助历年的统计数据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浙江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特征，并将年龄结构纳入消费函数，探讨和验证年龄结构与消费的关系，以期寻找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的有效途径。

一、浙江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特征

利用浙江省历次普查的人口年龄结构资料，可看出浙江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态势和特征。

（一）人口老龄化呈“超前，高龄、失衡、倒置”的态势

人口老龄化是人口发展的必然过程，指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不断增大的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趋势。根据联合国统计标准，从反映年龄构成类型四项指标（即少儿系数、老年人口系数、老化指数或老少比、年龄中位数）看，浙江省人口在1953年接近成年型，1964年则接近于年轻型，年龄结构呈年轻化的态势。此后，年龄结构趋于老化，1982年为典型的成年型，1990年则接近老年型，1994年全面进入老年型。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浙江老年人口系数进一步提高到9.34%，比2000年增加0.5个百分点，老化指数达70.70，比2000年增加21.31个点，年龄中位数为36.59岁，比2000年增加3.29岁（见表1）。

表1  人口年龄结构判定指标及浙江历次普查浙江人口年龄类型变化  单位：%，岁

总体看来，浙江人口老龄化呈现五大特点：

1.发展快速，超前全国及发达国家。尽管省外年轻人口的大量涌入，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浙江省人口老龄化的速度，但在稳定的低生育水平和人口寿命的不断延长的推动下，浙江老龄人口比重进一步上升。“五普”到“六普”的10年间，浙江省常住人口增长16.37%，而同期，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增长30.96%，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增长22.91%，老年人口增长幅度大大高于总人口增长幅度。

浙江人口老龄化超前于全国平均水平。1953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浙江低于全国0.3个百分点，但到1964年，浙江已高于全国0.46个百分点。到1994年，浙江全面进入老年型社会，比全国提前好几年。近几年，由于年轻外来人口对浙江的青睐，浙江老龄化速度有所延缓，但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2010年浙江人口老化系数仍比全国高出0.47个百分点。

浙江人口老龄化也快于世界上一些经济发达国家。据预测（参见：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课题组，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推进社会和谐，2006），浙江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从7%增加到14%仅需要28年时间（浙江于1991年为7.01%，预计2019年上升为14.14%），而同样的增幅发达国家所要的时间为：英国45年，德国60年，美国70年，澳大利亚79年，瑞典85年，法国115年（参见：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2006）。由此可见，浙江人口老龄化势头发展迅速,并且在今后很长的一个时期内都保持着较高的递增速度。

2.偏离经济发展。与发达国家相比，浙江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速度有较大偏离和超前性。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是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而自然到来的，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同步发展。一般发达国家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达7%时，人均GDP已达1万美元以上。而浙江人口老龄化是长期推行计划生育，出生率快速下降，属于“未富先老”型，1991年浙江省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超过7%时，人均GDP仅大约434美元，只有发达国家的1/23。显然浙江应对老龄化的难度比发达国家大得多。

3.高龄老人迅速增加。人口学认为，60-69岁为低龄老年人口，70-79岁为中龄老年人口，80岁以上为高龄人口。浙江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上升趋势明显。从历次普查资料看，80岁及以上高龄人口占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的比重逐渐递增，近年来递增加速，由1953年的4.52%，1964年的4.53%，递增到1982年9.04%，1990年的9.18%， 2000年的10.45%，2010年则达14.18%。1953年全省80岁及以上高龄人口仅6.99万人，1982年增至30.53万人，1990年、2000年分别为39.53万人和59.26万人，2010年则达107.22万人。百岁以上老人1953年仅有5人，1964年2人，1982年54人，1990年171人，2000年459人，2010年增至1191人，增速惊人。

4.区域不同步性。由于自然条件，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差异，各地区老龄化程度不一。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从11个市看，经济欠发达的衢州、丽水老化程度居全省前列，老年人口系数（65岁及以上所占比重）分别为11.97%和11.69%。经济较发达的温州、宁波、杭州等经济较发达地区的老年人口系数分别居全省的倒数一、二、三。从县（市、区）层面看，差异则更明显，最高的文成县，老年人口系数高达16.76%，而最低的龙湾区和欧海区，老年人口系数仅为3.96%和4.29%，年龄结构非常年轻，这种现象主要与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带来的人口迁移流动有关，经济欠发达区是净迁出地，经济发达地区是净迁入地，而迁移流动人口以中青年为主。

5.城乡倒置。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历程表明，城市人口老龄化水平一般高于农村，浙江的情况则不同。目前浙江老年人口大部分居住在农村地区。“六普”资料显示，2010年，全省5442.69万常住人口中，不到四成（39.4%）居住在农村。而全省756万60岁以及上的老年人口中，则有五成以上（52.2%）居住在农村。从65岁以及上老年人口看，有53.3%居住在农村。从70岁以及上和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看，则分别有54.3%和54.8%居住在农村。显然乡村是老龄化相对严重的地方。乡村人口结构迅速老化与乡村劳动年龄人口往城镇地区大量迁移和流动密切相关。有关研究指出，这种城乡倒置的状况将一直持续到21世纪中叶。到21世纪后半叶，城镇的老龄化水平才将超过农村，并逐渐拉开差距。这是浙江和中国人口老龄化不同于发达国家的重要特征之一。

（二）劳动力供给持续增加，社会抚养比不断减小，仍处于人口红利期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成功的生育控制使得浙江少年儿童的比重逐年减少，从而使得总抚养比下降，劳动力年龄人口比重显著增长，劳动力供给丰富，浙江发展的人口机会之窗开启。图一展示了历次普查年浙江人口年龄结构状况。1953－1964年，15－64岁人口比重下降。1964年以后，15-64岁年龄人口比重持续上升，2010年为77.45%，比1964年的54.48%增加22.97个百分点。浙江人口年龄结构呈明显的“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结构，且橄榄肚越来越大。可见，目前浙江仍处于经济社会发展十分有利的人口红利期，这与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相吻合。一般认为，在人口尚未进入高龄社会之前，少年儿童人口和老年人口在总人口的比例都较低，这种人口红利期将会持续一段时间。

图二展示了历次普查年人口抚养比的变动态势。由图二知，老年抚养比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呈上升态势，从1953年的6.77%提高到2010年12.05%。少年儿童抚养比自1964年后持续下降，从1964年的75.57%下降至17.05%，下降幅度很大。由于少儿抚养比的大幅下降，社会总抚养比从1964年的83.32%下降至2010年的29.11%。今后浙江少儿抚养比还会进一步下降，但下降幅度应该有所减弱，老年抚养比会继续上升。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浙江劳动力供给丰富，人口负担系数小，但随着年龄结构的演变，人口红利必将逐步枯竭，并向人口负债转变。一些研究已指出，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中国的人口红利不久将进入“关窗期”，同时全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减少，年轻人教育时间变长，劳动参与率下降，劳动用工成本不断增加等，都会对浙江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浙江“人口红利”何时关闭？浙江经济的“刘易斯拐点”何时来临？需另文进一步研究。为抵消人口红利的减少带来的不利影响，当前须促进劳动力充分就业，利用丰裕的劳动力，积极发展经济为以后积累财富，同时还需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使经济发展从依赖人口数量向依赖人口质量转变。

二、浙江人口年龄结构对消费影响的计量分析

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必然对社会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不同的年龄阶段必然有不同的消费行为特征，那么当前我省消费水平偏低能否从年龄结构视角得到解释？

由于很难找到一个综合变量来表征人口年龄结构，同时人口年龄结构与收入水平的时间序列数据存在相关性，直接引入年龄结构变量的消费函数存在多重共线性，计量模型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结果以往研究很难将人口年龄结构纳入消费函数。人口学界有专家引入标准消费人概念和变量，有效解决了消费函数中人口年龄结构影响分析的困难（王金营，2006；刘金玲，2008），因此本文试图借助此方法进行分析。

（一）基本假设和模型

假设收入水平一定，作为影响总消费需求的一个因素，年龄构成会部分决定总消费需求。根据现实生活的表现和有关研究，假设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对消费水平产生影响。

为便于比较，本文分两种模型进行研究：一是将少年儿童比重、老年人口比重直接作为变量引入消费函数；二是寻找一个综合指标来表征人口年龄结构引入消费函数。

1．直接引入人口年龄结构变量的绝对收入假说的消费函数模型

在给定消费水平的条件下，则最终消费函数为

2．采用标准消费人的消费函数模型的构建

（二）数据的整理和计算

1.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均居民消费水平数据

根据实际收集情况，本文数据选取的时间跨度为1994-2010年，为增加和确保实证检验的可信度，所有数据均经过价格指数（1978＝100）缩减。其中人均消费水平 、人均GDP数据来自浙江历年统计年鉴，人口年龄结构数据来自中国历年统计年鉴。本文实证部分是利用Eviews5.0软件进行，同时用SPSS软件辅助验证。

2.标准消费人及标准消费水平数据

第一步，假设15-64岁的成年人为一个标准消费人，将15-64岁的成年人的消费水平看作标准消费人的消费水平。

第二步，按一定比例把儿童和老年人折算成标准消费人。在我国由于文化传统的影响，老年人口的消费水平一般要低于劳动年龄人口的消费水平。已往研究一般认为老年人消费水平相当于劳动年龄人口消费水平的70%左右（于学军，1995；李建民，2001）。因此我们以0.7为系数将老年人折算为标准消费人，同时将少年儿童的标准消费系数也定为0.7,据此，将1994-2010年期间浙江人口折算成标准消费人（见表2）。

表2   1978年不变价的居民消费水平和标准消费人消费水平

         续表2

注：1994年年龄结构数据根据1990-2000的年均增长率推算得出。

从表2可看出，1994-2010年间，随着老年人口比重的上升，每100的标准消费人由91.15提高到93.24。那么，如果产出或收入水平不变，总消费额不变，则消费水平将因老龄化的发展而降低。根据计算得到的标准消费人总量和1978年不变价的消费总额，可计算得到标准消费人消费水平，由此可得老年人口和少儿人口的消费规模和消费比重。如果将老年和少儿人口都看作0.7个标准消费人的话，我国老年人口消费总额由1994年的15.7万亿元增加到38.3万亿元，年均增长速度为5.72%，远大于消费总额的年均增长速度4.19%，而少年儿童人口消费总额由1994年的48.4万亿元增加到54.1万亿元，年均增长0.7%，远低于消费总额的年均增长速度。

（三）模型的检验与估计

1.对直接引入年龄结构变量的消费函数模型的检验

时间序列分析都是假定序列是平稳的，如果时间序列数据不平稳，可能会出现伪回归现象。因此，在用时间序列数据进行计量分析时，先对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消费水平、人均GDP、少儿人口比重、老年人口比重在5%水平下非平稳，但一阶差分后t统计量均在5%水平下显著，即拒绝单位根零假设，序列平稳，一阶单整I(1)。鉴于篇幅，单位根检验结果见附表1。

虽然经济变量本身是非平稳的，但它们的线性组合却有可能是平稳序列。因此，我们对这些变量进行协整分析（协整分析结果见附表2），以考察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协整分析发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上述四个变量均存在协整关系，可以对上述几个变量建立线性模型。

利用表2数据对模型式（2）进行估计检验，得到下列模型：

由式（9）知，模型中所有变量与人均消费水平的关系都不显著，人均GDP与人均消费水平呈非常弱的正相关，少年儿童比重与人均消费水平呈非常弱的负相关，而老年人口比重基本与人均消费水平不相关。由于参数估计未获得显著性检验，该模型不能作为反映人口年龄结构与人均消费水平的关系。事实上，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重，年龄结构对消费水平的影响也会日益明显。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分析人均消费水平与年龄结构的直接相关模型（即剔除人均GDP的模型）的估计检验中，可以得到证明。

2.采用标准消费人消费水平的消费函数的检验

在回归分析前，仍然对标准消费水平和人均GDP两项指标进行了平稳性检验。结果见附1和附表3。协整分析发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上述两变量存在协整关系，可以建立线性模型。

（1）不考虑消费习惯的影响

利用表2数据对式（4）进行回归检验估计。

模型高度拟合我省1994-2010年间的消费水平与人均GDP水平的关系，模型总显著性检验通过，各参数也均显著通过检验。而且此模型的拟合优度明显高于前面的模型，优点还在于可直接排除序列相关的干扰，用于未来的预测的精度更高。只是作为反映人口年龄结构对消费的影响存在一定的麻烦。

以模型（10）为例，将估计得到的参数代入式（8）,可以得到含人口年龄结构的消费函数：

 上式表明：

其一，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水平存在着稳定的均衡关系。

其二，随着人均GDP的提高，年龄结构对消费需求影响越大。

其三，由于年龄结构变动，人口抚养比aged+ch的提高,人均GDP提高带来的消费水平提高的速度将减小为:

 三、结论和建议

（一）主要结论

1.浙江省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具有“持续老化、持续低供养”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快速老龄化、高龄化，超前全国和世界发达国家，且分布不平衡。虽然外来人口的进入具有一定程度的延缓作用，但无法改变老龄化日益严重的趋势。虽然当前浙江省劳动力供给充足，人口总抚养比处于下降阶段，仍处于“人口红利”期，但“人口红利”向“人口负债”转变也是必然。因此，在人口老龄化严重阶段到来之前，应该充分利用人口机会，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2.年龄结构的老化趋势对老年群体的消费品和消费服务提出较强的需求。前面的计算显示，老龄化的趋势使得老年人口消费总量的增长速度快于少年儿童消费总量增长，这预示着未来老年消费市场的潜力巨大，特别是医疗保健、文化娱乐、社会服务等消费需求会增加。

3.当期收入和消费习惯是影响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参数估计结果显示，无论哪个模型中，人均GDP对消费水平的影响都非常显著（P<0.01）。若将前期消费纳入模型，模型的解释力更强，效度和精度更高。显然提高国民收入，同时引导消费意识是扩大内需的关键。

4.老龄化程度的提高，使得人均GDP提高所带来的消费水平提高的速度将会减小，这意味着，人口老龄化会降低未来的消费水平和消费比率。此结论似乎与生命周期假说相反。而我们认为，生命周期假说符合国外情况。我们的结论是基本符合中国的实际。理由之一，从长期看，老年抚养比越高，社会用于积累和投资的产出越少，这会导致人均资本存量下降，进而抑制长期居民消费。二是中国老年人普遍重视子女的效用，大多会考虑为子女储蓄。同时，在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的情况下，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以及疾病的可能性，老年人还会保留部分储蓄以应付不时之需，遗赠动机和谨慎动机会大大抵消老年人口上升引起的消费水平的上升。三是我们的养老模式以家庭养老为主，下一代预期到未来的养老压力，也会主动减少消费，增加储蓄。可见，老龄化不仅会通过老年人自身行为影响消费还会对下一代的储蓄和消费行为产生重大影响，进而影响整体居民消费。

5.老年人口和少年人口的边际消费倾向不仅是与人均收入有关的量，而且与老年人口和少年人口的消费系数有关。从前面的模型知，当老年人口和少年儿童的消费水平与成年人口消费水平越是接近（即 和 接近1），人口年龄结构对消费的负面影响就越小，反之，越大。这提示我们，需要充分挖掘不同年龄层次的消费市场，刺激和满足不同层次的消费需求，促进消费多元化，使得被抚养人的消费水平得到有效提高。

（二）建议

针对上述结论，提出以下建议：

1.加大收入分配调整力度，使更多居民特别是低收入者有能力消费。收入水平不高必然会抑制消费增长。同时城乡、地区、不同阶层居民收入差距较大，也会导致消费的两极分化。从表3的数据可看出：其一，收入水平的差异对居民消费倾向有着直接的影响，平均消费倾向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而递减。其次，收入水平的差异决定居民消费结构的不同。食品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下降，设备用品、交通及通讯、娱乐教育文化、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上升。因此，无论考虑消费倾向还是消费结构，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无疑会增加市场的有效需求。因此，当前必须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通过工资稳步增长机制或补贴，提高低收入者收入，缩小收入差距。同时，综合利用税收等经济杠杆，使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更加向个人和劳动者倾斜，让老百姓更充分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更有能力去消费。

表3  2010年浙江省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平均消费倾向及消费结构  单位：元/人，%

2.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重点解决农村地区对养老、疾病等后顾之忧，改善居民消费预期。在老龄化社会，如果社会保障不完善，人们对未来预期必然悲观，即使目前手头宽裕，也不敢放心消费。目前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在城市已基本实现了全覆盖，但是农村地区的新农保制度与城市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并未接轨。农村老年人口大于城镇老年人口，而农村的养老保障水平却远远低于城市，基于养老和风险控制的考虑，他们的消费欲望和能力被极度压抑。只有建立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保和医保体系，潜力巨大的农村消费力才会被释放。因此，应积极创新农村社保制度，使农村老人与城市老人一样，享受高标准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

3．倡导积极的消费理念，引导居民尤其是转变传统消费行为和习惯。我国传统文化崇尚节俭，提倡“量入为出”的谨慎消费，强调储蓄，这在农村、老年群体中表现尤为突出，消费意识不强，消费结构和内容单一。传统消费行为和观念对人们的后期消费行为会产生惯性的消极作用。因此，首先要强化教育和舆论导向，促进人们更新理念，树立科学、合理、健康的消费观，坚持效用最大化原则，恰当地安排常规和非常规消费，从根本上提高消费质量和生活水平。其次是政策导向，调整消费政策，使其面向普通百姓，创造新的消费需求。

4．营造良好消费环境，充分挖掘和细分不同年龄层消费市场。有了收入和保障，观念到位，再配以良好的消费市场和环境，才能有效启动居民最终消费。首先，要完善相关消费制度和法规，保证公平消费和安全消费。其次要根据不同年龄消费者的购买习惯、动机、方式和水平的差异，细分消费市场，如儿童市场、青年市场、成年市场、老年市场等，刺激多元化消费。第三，适应老龄化的发展，积极发展老龄产业，从老年群体的即期和潜在需求着眼，结合消费层次与消费特征，推出符合老年价值观的产品。

课题负责人：姚剑平

课题组成员：尹向阳、黄洪琳、楼航

执      笔：黄洪琳

参考文献：

1.王金营,付秀彬.考虑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中国消费函数计量分析——兼论中国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人口研究,2006(1)

2.刘金玲.湖南省人口老龄化对消费、劳动力供给及储蓄的实证研究,硕士论文

3.于学军.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1995

4.李建民.老年人消费需求影响因素分析及我国老年人消费需求增长预测.人口与经济，2001(5)

5.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课题组.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推进社会和谐,2006

6.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2006